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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女岁月

那是1966年的冬季,“革命”的狂飙已走过上海的马路,进入城市心脏的各级政府机关大楼。6月里扫“四旧”的热潮如同隔世般遥远,回想那摩登男女提着被剪断的尖头皮鞋赤脚在街道上疾走的情景,令人有一种莫名心悸的快意。

那年我们12岁,正上小学五年级。“革命”没我们的事,我们只能在街头走来走去看热闹。我们奔跑着抢夺传单,妄图引起散发传单的红卫兵的注意;我们跟在红卫兵的游行队伍后面,怎么赶也赶不走;我们学会了许多“造反”的歌曲和口号。而这时,“革命”走过了街头,撇下我们这些热情的观潮者。我们走在上海凄清的马路上,街灯一盏一盏地亮了。我们都在长身体的年龄,衣服有些嫌小,吊在身上。我们看上去孩子不像孩子,少女不像少女,又幼稚,又矜持,是一副古怪的难看样子。

这时,在我们前面走着两个女人。她们的短发和蓝布罩衫,带有经过“革命”扫荡之后的摩登的残迹。她们中的一个,裤腿尤其触人眼目,令人起疑。我们走在她们后面,许久,交换眼色道:“你们看,她的裤腿!”她的裤腿显然不到标准的6寸。我们沉默下来,一种激动而紧张的情绪攫住了我们。我们跟着她们,走过了一条马路。这时候,有一种冲动正在我们心中生出,并且迅速酝酿,变得不可抑制。它似乎是一种想去触犯什么不可触犯的东西的要求。

像我们这样规矩的小学生,从来没有机会去触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机会。我们想:这人的裤腿不到6寸,而红卫兵们都不在街上了。我们心跳得很快,一步不舍地紧跟在她们后面。我们似乎面临了一个选择,选择的时机转瞬即逝。当我们走过一面橱窗时,橱窗里的灯光照耀着我们,使人目眩,我们一步窜上前去,对那女人说:“同志,等一等!”她们愕然地转过脸来,看着我们。我们牙齿打着战,脸色苍白。我们避开她们的眼睛,说:“你的裤腿。”四下里忽地涌来了人群,包围了我们。

本来行人稀少的黄昏的马路上,顿时变得熙熙攘攘。人们互相问着:“怎么了?怎么了?”那瘦裤腿的女人倚在她的同伴身上,软弱地说:“怎么了?”我们浑身战栗,双腿发软地说:“你的裤腿。”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笼罩着我们。

我们中间那个比较勇敢的,带头走进旁边的商店,向一个店员说:“借你的皮尺用用。”店堂里刹那间挤满了人,我们用颤抖的手去量她的裤腿,果然不到6寸。那女人倒在一把椅子上,用惶恐的眼睛望着我们,等待我们的处罚,而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停顿了一会儿才说:“你自己回去想想吧!”

也许就在这一瞬间,我们被她们窥破了虚实。她的同伴接过皮尺重新量了一量,说:“明明是6寸嘛!”她还量给我们看。我们的惶恐与窘迫是无法形容的,我们中间最软弱的一个退缩在角落里,一声不出。她们越发看出了我们的虚弱,便越发厉害,指着我的裤腿说:“你的才真正不到6寸呢!”我穿的是一条童装背带裤,两侧镶有红边,短短地吊在脚踝上。

那女人倚在她的同伴身上,悲愤地说:“这么多的人都围过来了,多么难看啊!”店员们便用温和的言语安慰她,说:“算了!算了!”我们从水泄不通的人群里挤了出去。我们相互间不说一句话,也不看一眼,匆匆分手,往自己家去了。

之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碰面,因为碰面会使我们想起这事,这使我们难堪。我们本想去触犯别人——别人的尊严就好像是一种权威,那是一个要使所有权威扫地的年代——不料,却使我们自己受了伤,而我们当时正是那种受不起伤的年龄,将什么样的伤都要无意地夸大。这就是1966年的“街头革命”留给我们的最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