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6年的冬季，“革命”的狂飙已走过上海的马路，进入城市心脏的各级政府机关大楼。6月里扫“四旧”的热潮如同隔世般遥远，回想那摩登男女提着被剪断的尖头皮鞋赤脚在街道上疾走的情景，令人有一种莫名心悸的快意。
那年我们12岁，正上小学五年级。“革命”没我们的事，我们只能在街头走来走去看热闹。我们奔跑着抢夺传单，妄图引起散发传单的红卫兵的注意；我们跟在红卫兵的游行队伍后面，怎么赶也赶不走；我们学会了许多“造反”的歌曲和口号。而这时，“革命”走过了街头，撇下我们这些热情的观潮者。我们走在上海凄清的马路上，街灯一盏一盏地亮了。我们都在长身体的年龄，衣服有些嫌小，吊在身上。我们看上去孩子不像孩子，少女不像少女，又幼稚，又矜持，是一副古怪的难看样子。
这时，在我们前面走着两个女人。她们的短发和蓝布罩衫，带有经过“革命”扫荡之后的摩登的残迹。她们中的一个，裤腿尤其触人眼目，令人起疑。我们走在她们后面，许久，交换眼色道：“你们看，她的裤腿！”她的裤腿显然不到标准的6寸。我们沉默下来，一种激动而紧张的情绪攫住了我们。我们跟着她们，走过了一条马路。这时候，有一种冲动正在我们心中生出，并且迅速酝酿，变得不可抑制。它似乎是一种想去触犯什么不可触犯的东西的要求。
像我们这样规矩的小学生，从来没有机会去触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机会。我们想：这人的裤腿不到6寸，而红卫兵们都不在街上了。我们心跳得很快，一步不舍地紧跟在她们后面。我们似乎面临了一个选择，选择的时机转瞬即逝。当我们走过一面橱窗时，橱窗里的灯光照耀着我们，使人目眩，我们一步窜上前去，对那女人说：“同志，等一等！”她们愕然地转过脸来，看着我们。我们牙齿打着战，脸色苍白。我们避开她们的眼睛，说：“你的裤腿。”四下里忽地涌来了人群，包围了我们。
本来行人稀少的黄昏的马路上，顿时变得熙熙攘攘。人们互相问着：“怎么了？怎么了？”那瘦裤腿的女人倚在她的同伴身上，软弱地说：“怎么了？”我们浑身战栗，双腿发软地说：“你的裤腿。”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笼罩着我们。
我们中间那个比较勇敢的，带头走进旁边的商店，向一个店员说：“借你的皮尺用用。”店堂里刹那间挤满了人，我们用颤抖的手去量她的裤腿，果然不到6寸。那女人倒在一把椅子上，用惶恐的眼睛望着我们，等待我们的处罚，而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停顿了一会儿才说：“你自己回去想想吧！”
也许就在这一瞬间，我们被她们窥破了虚实。她的同伴接过皮尺重新量了一量，说：“明明是6寸嘛！”她还量给我们看。我们的惶恐与窘迫是无法形容的，我们中间最软弱的一个退缩在角落里，一声不出。她们越发看出了我们的虚弱，便越发厉害，指着我的裤腿说：“你的才真正不到6寸呢！”我穿的是一条童装背带裤，两侧镶有红边，短短地吊在脚踝上。
那女人倚在她的同伴身上，悲愤地说：“这么多的人都围过来了，多么难看啊！”店员们便用温和的言语安慰她，说：“算了！算了！”我们从水泄不通的人群里挤了出去。我们相互间不说一句话，也不看一眼，匆匆分手，往自己家去了。
之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碰面，因为碰面会使我们想起这事，这使我们难堪。我们本想去触犯别人——别人的尊严就好像是一种权威，那是一个要使所有权威扫地的年代——不料，却使我们自己受了伤，而我们当时正是那种受不起伤的年龄，将什么样的伤都要无意地夸大。这就是1966年的“街头革命”留给我们的最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