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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皇帝御驾亲征为何屡屡失败

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以万乘之重,驭百万之师,自然人心踊跃,争效死功,理应具有攻则必克、战则必胜的战斗力。

隋炀帝三征高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致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庸碌无为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丽,而他,恰恰没有御驾亲征。

英明之君,亲征而败;庸碌之主,放权反胜,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让我们回放隋炀帝和唐太宗的亲征剧情,看看有哪些东西值得今人玩味。

611年,隋炀帝以高丽王“藩礼破阙”,决定备兵讨之,化“蛮夷之乡”为“冠带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结,这时,隋炀帝问后来官至太史令的庾质对战局的看法,庾质说战之必胜,但是只有一条,皇帝不能亲征。隋炀帝闻之不悦,悻悻地说,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遂决意亲征。

庾质担心的事情,果然就发生了。大军进渡辽水,围辽东城。隋炀帝临战下了两道诏书,一曰“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相当于夺了将军的兵权,违背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统兵原则;一曰“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是摆高姿态,我王者之师,吊民伐罪,非为杀戮。

两道诏书铸就了高丽人的护身符:隋军如攻城甚急,高丽人就宣称投降,诸将便不再进攻,先驰奏隋炀帝,等诏令传来,城中守御也重新搭建完备,再度抵御隋军进攻。如是循环往复,隋军无论如何攻不下辽东城,隋炀帝始终不悟。结果,最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众,班师回朝时只剩下二千七百人,可谓惨败。

隋炀帝败在他的过度干预,他把自己的触角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将军们噤若寒蝉、动辄请示,不能随机应变、见机行事,又怎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隋炀帝把自己的干预视为胜利的关键,实际上却是失败的渊薮。

644年,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军在安市这个地方受阻,一时无法前行。这时有高丽俘虏进谏说,安市人顾惜其家,未易猝拔,乌骨城守将垂老,不能坚守,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然后收其钱粮,鼓行而前,直指平壤。这本是曲线救国的一招妙计,诸将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将从之,长孙无忌独曰:“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乘人之危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说教,唐太宗遂放弃曲线救国,并力攻城。结果,安市久攻不下,屯兵日久,粮食将尽,而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将士多不适应,于是不得已铩羽而归。

唐太宗败在他的道德洁癖:既然是天子征伐,就应该有天子气度、皇家风范,然而,“兵者,诡道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也”,哪里有那么多光明正大、气宇轩昂?阴谋诡计是没有道德属性的,所以马基雅维利才比喻说,君王应该兼具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诈。

在隋炀帝首次东征56年之后、唐太宗首次东征24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居于深宫、遥定高丽。当时唐高宗“欲自将大军”,皇后武则天抗表谏亲征高丽,唐高宗遂罢亲征。

御驾亲征是否一定导致失败?从史料来看,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苻坚不自将以犯晋,则不大溃以启鲜卑之速叛;窦建德不自将以救洛,则不被擒而两败以俱亡;完颜亮不自将以窥江,则不挫于采石,而国内立君以行弑。”基于此,王夫之得出结论,“天子讨而不伐”。

当然,御驾亲征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仅仅像显影机制一样,呈现出御驾亲征的某些弊病。“讨而不伐”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智慧。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谁知有时候,亲为反而无为,无为反而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