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人生的第九十九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坐过那个沙发。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进入晚年后，她创办了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规格还高的“中关村大讲坛”。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中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地请到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位瘦小的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过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者。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当晚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具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
此后的几十年里，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有时她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年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其中唯一的烈士。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的纯金铸造，重515克——见到的人都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没什么不能舍弃
钱、年龄对李佩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她在北大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经过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她曾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了美国的三层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
“文革”刚刚结束，人才匮乏。李佩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让他们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许孟雄，后来成为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的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她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沿用至今。
她进行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时，她都要求用全英文陈述。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可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的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时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与他们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出——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元。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电费单一样平常。
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探求“钱学森之问”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能容纳200多人的大会厅每场都坐得满满当当。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上过这个大讲坛。“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里，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这样的研讨会延续至今。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在李佩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了《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不孤独
因为访客太多，李佩先生家客厅的角落里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年轻人来看她，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她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在演着别人的故事。
“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还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那个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落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画的是她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有好些事。”
相反，她感慨自己“连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关村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她想拦住骑车人，但她说：“他们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尽管力气越来越小，她还是试图对抗庞大的推土机。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的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力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好友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将是一个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