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公元175年－公元210年）字公瑾，汉族，庐江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人。东汉末年东吴名将，因其相貌英俊而有“周郎”之称。公元208年，孙刘联军在周瑜的指挥下，于赤壁以火攻击败曹操的军队，此战也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公元210年，周瑜因病去世，年仅36岁。
宋神宗元丰五年，一代文豪苏轼伫立于滚滚奔流的长江之畔，“想公瑾之神”，“壮公瑾之业”，感慨万千，以一阕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出他对风流儒雅、功勋彪炳的周公瑾的无限向往和景仰。
其实，早在三国时代，周瑜便以他的过人胆略、恢宏气度和雍容大雅赢得了大家甚至是敌人的仰慕。但遗憾的是，随着千年岁月的流逝，这样一位才华卓越、气度雍容的时代儒将却在百姓的心目中蜕变成一名妒贤忌能、器量狭小、目光短浅而又意气用事的青年将领。以至于虽然没有任何一部史籍提及诸葛孔明在赤壁大战开始后到底做了些什么，但在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不得不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论苏轼词中那位“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英雄到底是谁。由此，不禁令人感叹岁月待周瑜太不公平。那么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儒雅雍容被岁月的洪流冲刷得面目全非呢？
陈迩冬在《闲话三分》一书中说周瑜“这个人对孙氏忠；对朋友谅；划策有绝招；风头足；名声好；人漂亮；夫人更是美人……那些碌碌之辈、自惭形秽之流，难免不生嫉妒之心。”这段话说得有一定道理，但周瑜受贬低，最主要的是周瑜投身的是孙吴集团。
从《三国志》到《汉晋春秋》，从《资治通鉴》到《通鉴纲目》，或以曹魏为正统，或以蜀汉为正统，反反复复，众说纷纭。而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度浮沉。身处夹缝中的东吴，无论在哪一种正统观念下都处于颇为尴尬的地位。
周瑜虽然以他卓越的才华和崇高的人格在历代的史传文学中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地位，无论是“拥曹反刘”或是“帝蜀寇魏”，在这些熟读经史、深受雅文化熏陶的士大夫们的字里行间依旧始终如一地充盈着对周瑜的无限崇敬和由衷钦佩。但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雅俗两种文化，虽然以礼乐诗书为内核的雅文化体系中，周瑜的形象没有发生多大变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民间意识为内核的俗文化系统中周瑜几乎成为“妒才忌能、意气用事”的代名词。
元代社会废止了科举制度，读书人没有了进身之阶，由此一大批满腹诗书的文人放弃了儒业，加入到市井文学的创作中来，使其创作日趋成熟。罗贯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能否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比宋元以来任何一部戏曲作品中的周瑜形象都更接近史籍中的原形。在塑造周瑜胆略过人、雄姿英发的儒将风范时，作者旁征博引各类史料，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光有历史的真实性，并不等于有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更何况指导全书的“拥刘”的思想倾向和小说的创作规律迫使作者必须具有鲜明的立场。于是，在作品中的刘备之仁、关羽之义、张飞之猛、赵云之勇以及孔明之智，无不绚丽多姿，闪烁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浓厚的古典浪温主义色调。而其他人物，便只能以陪衬面出现。
因此，无论在历史的舞台上周瑜如何叱咤风云，但在《三国演义》中却终究无法摆脱作为陪衬的命运，并且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诸葛孔明的头号陪衬人物。的确，《三国演义》中的周瑜确是足智多谋，智勇双全，他的才略甚至可能盖过所有人。但是，在与诸葛亮的交锋中却处处受制，屡屡败兵。正如毛宗岗所说的“以周瑜之乖巧以衬托孔明倍乖巧”。
然而，作为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孔明需要的不仅仅是足智多谋、神机妙算，还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宽宏大量的坦荡气度和沉着老练的内在气质。而这一切与史载的周瑜性格类型太相似，不易产生性格上的碰撞，那么故事情节将无法展开，诸葛亮的个性更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示。
为了塑造那位人格近乎达到完美的贤相名臣，作为一名出色文学家的罗贯中不惜突破史料的束缚与限制，吸收民间文艺想象的空间，进行小说艺术的虚构，对周瑜的性格加以改造，并以他的心地偏狭反衬孔明的胸无芥蒂，以他的意气用事反衬孔明的沉着老练。周瑜的气量狭小、意气冲动和孔明的宽宏大量、沉着老练都在对比中清晰地展现出来。其实，任何一部史书都没有提及周瑜与诸葛亮间有如此恩怨，诸葛亮的主要作为是在刘备死后，在此之前除了出使东吴，余下的事主要是为刘备管粮草后勤等。赤壁之战后周瑜给孙权上书告诫要谨防刘备时，提及的只是关羽、张飞二将，对孔明只字未提。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才能与地位在当时都没有引起周瑜的重视，那么周瑜又怎么可能去与一个无名小辈计较呢？但是为了中心人物塑造的审美需求，这种对照性的描写还是始终贯穿着周瑜与孔明的交锋，用已经改造了的周瑜的形象来反衬出诸葛亮的性格魅力，而市井文学中周瑜那偏狭冲动的个性经过小说家的妙笔生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越发地鲜明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