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先生有个名号，叫鲁迅嫡传弟子。这名号含金量极高的，顶着这帽子去开讲座，最少可开出一小时1万元的身价来。只是这名号，既非鲁迅所喜，鲁迅先生一向不太喜欢以粉丝数冲大V；也非台先生所愿，鲁迅逝后，台先生再也不“遥想当年”，将曾与鲁迅先生的交往“忘得一干二净”了。
鲁迅先生对人对事，多是横眉冷对，更是“一个都不放过”，故他朋友极少。但台先生是个例外，当年他负笈北大，曾听过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等课，后来由生转友，亦师亦友，如1932年，台先生陪鲁迅发表震动古都的“北平五讲”；如1934年至1935年，他曾协助鲁迅拓印汉石画像。鲁迅先生轻易不许人，但对台静农却是誉之不倦，称“台君为人极好”。两人你来我往，文来文往，十分热络，过从甚密。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有人统计过，在他们11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69封。有一事可印证两人相交之深。1927年，有人准备提名鲁迅先生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请谁去征求鲁迅先生意见？刘半农请的是台静农，不是深交，不能谬托，可见世人都晓得鲁台关系深厚，而鲁迅的回信也印证了这一点：“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对人说自己不配，倒也罢了，但信中放言牵扯到“非议”梁启超，鲁迅是公认的“世故老人”，若交不那么深，是不会言这么深的。
以这么密切而深厚的关系，台先生一生什么事情都无须干，只需躺在“鲁迅”两字上，就可以吃香喝辣，衣禄不愁了。歌星唱一首歌，一生无忧；学人念一个人，便可赢得生前身后名。鲁迅是一座资源富矿，可让人掘第一桶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子子孙孙掘下去，无穷匮也。然则，台静农先生并不当“食尸兽”，不靠啃鲁迅扬名立万。台先生执掌台湾大学中文系，从不提起他与鲁迅的特殊关系。台湾大名家蒋勋，曾是台先生的台大学生，受先生教诲无数，从没听台先生露半句口风自称是鲁门弟子，直到20多年后，蒋勋到国外求学，在图书馆查资料，才晓得老师台静农“曾师事鲁迅，鲁迅亦视之为挚友”。学生、学者曾热切企台先生能够撰写鲁迅的传记或回忆录，他以“所忆复不全”这个“不太说得过去”的理由婉拒，不说也不写。
这就留下了一个大谜团，曾与鲁迅那么密切，为何又如此对鲁迅讳莫如深？有人说，这是源自台先生曾三次坐过牢，他身在台湾，哪敢说鲁迅？台先生自承：“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唯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李敖说台先生是被吓破了胆。单是胆小吗？台湾戒严几十年，后来开禁了，言论自由度大为提高，台先生为何还是三缄其口？
曹聚仁先生也是鲁迅的弟子，曹聚仁是1931年创办《涛声》周刊时与鲁迅建立友谊的，两人成为莫逆，鲁迅先生常将大事小事乃至家事，托付与曹聚仁打理。鲁迅曾给李大钊出文集《守常全集》，这是大事，也是麻烦事，在当时，李大钊也是一个敏感词，不对人充分信任，哪敢谬托知己？抗战时期，宋云彬先生编《鲁迅语录》，他有个发现，去当面问曹聚仁：“为什么鲁迅文章中没有骂你的？”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曹聚仁有嘉惠焉。然则曹聚仁先生并不以此自喜。当年他曾当面对鲁迅先生说：“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而鲁迅先生微笑颔首，“你是懂得我的。”鲁迅逝后，先生名未与身俱灭，越到后来越放光华，甚或抬为现当代唯一的文学宗主，人人都以高攀鲁迅为荣耀，曹聚仁先生却对人说：“我从来没有说过，鲁迅是我的朋友。”
是无情，还是无义？台先生与曹先生，对鲁迅先生情也有，义也有。两人脱俗者，只是不想吊名家膀子，伏大家脚下，拿他们当摇钱树来摇，当金矿银矿来挖。
台静农和曹聚仁与鲁迅关系深切，大家都是晓得的，而陈寅恪与鲁迅有过交集，却没多少人知道。1902年春，陈寅恪踏上日本国土，入东京弘文学院读书，当时在弘文学院的寄宿生有22名，其中就有年长陈寅恪9岁的鲁迅。鲁迅曾在其日记里记过两人一则“往事”：“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有这一句话，也可让陈寅恪吃半辈子饭了啊，然则，陈寅恪先生几乎不与人提起与鲁迅先生的交往，何则？陈寅恪晚年对人道出其中缘故，他怕的“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把自己的名字与名人的名字拉扯在一起，的确可以“既以自炫”，更是可以“又以卖钱”的，但是你的名字会是独立的名字吗？每次给人介绍都是这样开场白“他是某某的老公”或“我是某某的跟班”吗？我老家栽作物，最初或是栽到大树下面的，但到了一定时候，便移栽了，何故？怕这作物“阴死”在大树下！
人要站立起来，须人格独立起来；人格要独立，最起码的一条，是不傍名。要让自己名字叫响，首先要名字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