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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名格

台静农先生有个名号,叫鲁迅嫡传弟子。这名号含金量极高的,顶着这帽子去开讲座,最少可开出一小时1万元的身价来。只是这名号,既非鲁迅所喜,鲁迅先生一向不太喜欢以粉丝数冲大V;也非台先生所愿,鲁迅逝后,台先生再也不“遥想当年”,将曾与鲁迅先生的交往“忘得一干二净”了。

鲁迅先生对人对事,多是横眉冷对,更是“一个都不放过”,故他朋友极少。但台先生是个例外,当年他负笈北大,曾听过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等课,后来由生转友,亦师亦友,如1932年,台先生陪鲁迅发表震动古都的“北平五讲”;如1934年至1935年,他曾协助鲁迅拓印汉石画像。鲁迅先生轻易不许人,但对台静农却是誉之不倦,称“台君为人极好”。两人你来我往,文来文往,十分热络,过从甚密。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有人统计过,在他们11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69封。有一事可印证两人相交之深。1927年,有人准备提名鲁迅先生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请谁去征求鲁迅先生意见?刘半农请的是台静农,不是深交,不能谬托,可见世人都晓得鲁台关系深厚,而鲁迅的回信也印证了这一点:“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对人说自己不配,倒也罢了,但信中放言牵扯到“非议”梁启超,鲁迅是公认的“世故老人”,若交不那么深,是不会言这么深的。

以这么密切而深厚的关系,台先生一生什么事情都无须干,只需躺在“鲁迅”两字上,就可以吃香喝辣,衣禄不愁了。歌星唱一首歌,一生无忧;学人念一个人,便可赢得生前身后名。鲁迅是一座资源富矿,可让人掘第一桶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子子孙孙掘下去,无穷匮也。然则,台静农先生并不当“食尸兽”,不靠啃鲁迅扬名立万。台先生执掌台湾大学中文系,从不提起他与鲁迅的特殊关系。台湾大名家蒋勋,曾是台先生的台大学生,受先生教诲无数,从没听台先生露半句口风自称是鲁门弟子,直到20多年后,蒋勋到国外求学,在图书馆查资料,才晓得老师台静农“曾师事鲁迅,鲁迅亦视之为挚友”。学生、学者曾热切企台先生能够撰写鲁迅的传记或回忆录,他以“所忆复不全”这个“不太说得过去”的理由婉拒,不说也不写。

这就留下了一个大谜团,曾与鲁迅那么密切,为何又如此对鲁迅讳莫如深?有人说,这是源自台先生曾三次坐过牢,他身在台湾,哪敢说鲁迅?台先生自承:“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唯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李敖说台先生是被吓破了胆。单是胆小吗?台湾戒严几十年,后来开禁了,言论自由度大为提高,台先生为何还是三缄其口?

曹聚仁先生也是鲁迅的弟子,曹聚仁是1931年创办《涛声》周刊时与鲁迅建立友谊的,两人成为莫逆,鲁迅先生常将大事小事乃至家事,托付与曹聚仁打理。鲁迅曾给李大钊出文集《守常全集》,这是大事,也是麻烦事,在当时,李大钊也是一个敏感词,不对人充分信任,哪敢谬托知己?抗战时期,宋云彬先生编《鲁迅语录》,他有个发现,去当面问曹聚仁:“为什么鲁迅文章中没有骂你的?”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曹聚仁有嘉惠焉。然则曹聚仁先生并不以此自喜。当年他曾当面对鲁迅先生说:“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而鲁迅先生微笑颔首,“你是懂得我的。”鲁迅逝后,先生名未与身俱灭,越到后来越放光华,甚或抬为现当代唯一的文学宗主,人人都以高攀鲁迅为荣耀,曹聚仁先生却对人说:“我从来没有说过,鲁迅是我的朋友。”

是无情,还是无义?台先生与曹先生,对鲁迅先生情也有,义也有。两人脱俗者,只是不想吊名家膀子,伏大家脚下,拿他们当摇钱树来摇,当金矿银矿来挖。

台静农和曹聚仁与鲁迅关系深切,大家都是晓得的,而陈寅恪与鲁迅有过交集,却没多少人知道。1902年春,陈寅恪踏上日本国土,入东京弘文学院读书,当时在弘文学院的寄宿生有22名,其中就有年长陈寅恪9岁的鲁迅。鲁迅曾在其日记里记过两人一则“往事”:“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有这一句话,也可让陈寅恪吃半辈子饭了啊,然则,陈寅恪先生几乎不与人提起与鲁迅先生的交往,何则?陈寅恪晚年对人道出其中缘故,他怕的“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把自己的名字与名人的名字拉扯在一起,的确可以“既以自炫”,更是可以“又以卖钱”的,但是你的名字会是独立的名字吗?每次给人介绍都是这样开场白“他是某某的老公”或“我是某某的跟班”吗?我老家栽作物,最初或是栽到大树下面的,但到了一定时候,便移栽了,何故?怕这作物“阴死”在大树下!

人要站立起来,须人格独立起来;人格要独立,最起码的一条,是不傍名。要让自己名字叫响,首先要名字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