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陈毅主持上海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上海的文艺工作。有一次他来文联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报告会在文联大厅举行。有人认为请陈毅市长来作报告，总得像个样子。于是讲台上铺了洁白的台布，还放了插上名贵鲜花的花瓶和精美的茶具。陈毅来到大厅，看到这般情景，略一迟疑，顺手把台上的花瓶和茶具移到了台下，然后风趣地说：“我这个人讲话很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就会手舞足蹈，这花瓶和茶具放在台上就有点碍手碍脚了，要是碰翻摔碎了，我这个供给制市长还赔不起呢！”报告还未开始，陈毅这个“开场白”，顿时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整个会场一片活跃。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一次应邀去国外讲学。讲堂上，他的开场白简短而幽默：“我是来‘学讲’的，不是‘讲学’。”全场掌声雷动，赢得满堂喝彩。大家知道，讲学的“学”，指学术理论，“讲学”即公开讲述自己的学术理论。学讲的“学”，指学习，“学讲”意思是自己学术理论不成熟，一边学一边讲。“学讲”与“讲学”虽然只是词序颠倒，意思却大相径庭，其中表现的是谦恭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讲课时，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同时又很自负。这幽默的话语加上滑稽的举止，一下子就把学生们的注意力给吸引住了。
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甚至差一点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颇有自知之明，上课时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开场白看似一本正经，其实很幽默。可不是么，哪有老师上课允许学生睡觉的？他这么“甘于示弱”地一说，反而赢得满堂喝彩。
一次，金庸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对同学们说：“我刚从绍兴过来，在绍兴的兰亭，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这可不行，这是书法家王羲之写字的地方，我怎么能写？他们不干，非要我写不可，于是我就写了一行‘班门弄斧，兰亭挥毫’。今天，北大又让我在此讲学，又是一种怎敢当的心情，于是我又写了一行‘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我是搞新闻出身的，做新闻是杂家，跟专攻一学的教授不同，如果让我做正式教师的话，那是完全没有资格的，幸亏我当的是你们的名誉教授。”幽默风趣而又自谦的开场白引来了同学们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著名作家王蒙诙谐、机智、幽默。一次，他应邀到上海某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就说：“由于我这几天身体不太好，感冒咳嗽，不太能说话，还请大家谅解。不过，我想着也不一定是坏事，这是在时刻提醒我——多做事少说话……”幽默的开场白立刻引起了台下的笑声和掌声。
周南是香港回归的历史见证人，在当年的谈判中，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他，与英方代表团团长伊文思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曲折而复杂的交锋。1984年夏天，中英进行第17轮会谈。这次会谈的开场白，周南谈的是孔雀及古代神话中的火凤凰：“大使先生，您进门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养在那里的十几只孔雀？”伊文思摇了摇头：“我没有注意到。”周南说：“我看雄孔雀比雌的漂亮。”伊文思点头道：“鸟类总是这样的。”周南稍微停了一下，笑着说：“我非常喜欢古代神话中关于火凤凰的故事，太优美了，凤凰在灰烬中得到新生。您知道吗，古代神话中所讲的凤凰其实就是孔雀。”毫无疑问，周南谈到孔雀的寓意，就是提醒英国：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以追求更完美的境界。中英双方为解决香港问题，而举行会谈，这本是一件世人关注、郑重严肃的事情，周南在会谈中却以“谈孔雀”作为开场白，真是别出心裁，幽默到家了！
曾任我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王学贤大使有一次应邀到美国西部的一个城市演讲，他是这样开头的：“我来西部以前，总以为这儿的每个人都腰插两只短枪，见谁不顺眼就拔出来给他一梭子。今天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挺友好的。我想，中美之间加强互相了解是非常有益的！”幽默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了全场听众的注意力。
1999年9月，中方作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协调员，在伦敦召集各理事的司长，就伊拉克问题进行磋商。当时任协调员的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宝东道了一段开场白：“我记得小时候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时，奶奶就叫我将枕头换个方向试试，结果还真灵，很快就睡着了。今天，我们磋商的目的,就是换个角度来讨论一下如何解开伊拉克问题这个‘死扣’。”幽默机巧的开场白将常任理事国同行的心扉打开了。大家促膝交谈,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从而为推动伊拉克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努力。
2001年2月底,我国与联合国在北京合作举办一个研讨会。那天上午,各国驻京使节到场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后,嘉宾们陆续离场。接下来的实质性讨论由外交部参赞陈伟雄主持。只见陈伟雄走上台,抡起锤子,猛地一敲,说道：“中国有句俗语,‘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既然嘉宾们都走了,该轮到俺们‘猴子’活动了。我现在请大家就会议议题坦率地展开讨论。”中外专家全都忍俊不禁。陈伟雄的这个幽默诙谐的开场白还被收录到会议的发言专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