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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锦帆影远燕榭空

“每读高文,隽永如谏果苦茗,而穿穴载籍,俯首即是,着手成春。东坡称退之所谓云锦裳也,黄裳云乎哉。”

1981年3月15日,钱钟书致函黄裳,由衷赞其散文之美。

令人扼腕的是,如今,这样一位散文大家也已驾鹤西去。

“我极其沉痛地向微博朋友们报告,著名散文家、藏书家黄裳先生刚刚离开我们,享年93岁。”9月5日傍晚,沪上学者陈子善短短一条微博,引来文化圈一片哀挽声:容老(黄裳原名容鼎昌)已随黄鹤去,此地空余来燕榭(黄裳书斋名)。

很快,海峡对岸也有了回应,知名出版人傅月庵在微博上发布情辞挚切的唁词:“世缘流转,先生去矣。文人雅道,此日见颓。广陵散绝难闻,妆台榆下多悲。曾过我手,曾经我眼,俱往矣,先生,请安息吧。”

黄裳之女容洁表示,“作为家人,我们感到非常安慰,他非常安详地离开我们,就是睡着了,没有痛苦。医生要切气管,我们没有同意,他最后是拒绝治疗的。他要很自然地走。他要求把他的骨灰和我母亲的骨灰合在一起撒掉……”

电视镜头里的容洁,哀戚哽咽道:“他是一个非常辛勤的写者。他一直对我说,做文字工作的人,是吃良心饭的。”

投笔从军

黄裳生于1919年,山东益都人,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时已开始习作散文,并有作品发表于校刊。据黄回忆,“和我住在同室的周汝昌君,是比我大一岁而温文尔雅的书生。”这两名文学青年喜好相近,“饭后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讨论的往往就是《红楼梦》”黄周同窗情谊笃厚,一直维系了70多年,黄裳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给周汝昌的唁辞(今年6月发表)。

七七事变,日寇炮火毁了学校,黄裳从天津逃到上海,插班进入上海中学,后遵父意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然求学期间,他阅读最多的还是文学书籍,尤其是《四部丛刊》那样的古籍,甚至对版本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42年,他又迁往重庆交大继续学业,入蜀途中暂留南京期间写下《白门秋柳》等散文名篇。临毕业前,他被征调为军中“翻译官”,“任务是沟通来到中国进行抗日的美国盟军和中国军人之间的交往”。

他这般介绍投笔以后的军旅生活:“最初是在炮兵学校里陪同美国军人上课,随后就随军上了湘桂前线,桂林失陷后回到昆明,又飞到印度。”任翻译官期间,黄裳还学会了开坦克。抗战胜利后,他“解甲归田”回到重庆,将一年来的见闻写成了纪实作品《关于美国兵》,用他自己的话说,“有点像水浒英雄上山前必须缴纳的‘投名状’一样,它为我成为一名记者起了同样的作用。”

从记者到散文大家

1945年下半年,黄裳成为上海《文汇报》的驻渝记者。

此时的他,虽已解甲,但未能换装,揣着“一匣印着特派员头衔的名片”,身披G。I。“老虎皮”(美军制服)闯入连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都进不了的整军方案签字会场,完成了独家报道。同时,他还在当时重庆的中共办事处做过采访,“第一次看见周恩来并听到他的讲话”。

1946年夏,黄裳回沪,后一直供职于《文汇报》。被派驻南京期间,他“访问过狱中的周作人,也访问过住在宫殿式的中央研究院里的傅斯年”。此外,在沪期间,他和巴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巴金推荐下,黄裳出版了第一本散文著作《锦帆集》。紧接着,其专栏文字《旧戏新谈》也结集出版,这些著作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得到历史学家吴晗的高度肯定。

1947年前后,黄裳与年龄相差无几的黄永玉、汪曾祺往来甚密。在黄永玉眼中,当年还任中兴轮船高级职员的黄裳“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个,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就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3人结伴漫步上海霞飞路,评说天下,臧否人物。“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的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黄永玉《黄裳浅识》)

然而,解放初,黄裳因《杂文复兴》这则短文“闯了祸”,遭到“声势浩大的批判”,后又被打成“右派”,此后近20年报上再不见他的文章。事实上,他在香港曾以笔名发表过一部分作品,而在大陆,直到《读书》杂志面世才见其复出。

当时,黄裳的一系列文章给人惊才绝艳的感觉,连一批文章高手都争相阅读。作家舒芜曾有回忆:“黄苗子说,他吃着花生米,津津有味地读了黄裳的《陈圆圆》……北京的几个老朋友里,除了苗子兄,还有周绍良兄也是;我们相见时常常互相报告:黄裳最近又在什么地方发表一篇什么了。

1982年,黄裳出版了《榆下说书》、《金陵五记》、《花步集》;1984年出版论剧杂文集《过去的足迹》;1985年,仅三联书店一家就为其出版了《珠还记幸》《银鱼集》《翠墨集》三册书……那个年头,黄裳成了各家出版社竞相争夺的畅销书作家。

藏书大家

一代报人、散文大家的身份之外,黄裳还是位藏书大家。

念中学时,他就爱往旧书摊跑,曾收得一套《四印斋所刻词》。移居上海后,受郑振铎、阿英等人影响,从新文学版本入手,一路收来一路看,终而悠游于明清刻本世界。搜寻旧书过程中,他每得一书,必做题跋,记录藏书的忧乐,练就一手精粹的题跋文字,当代无人能及,就连李一氓也以自己的藏书得到他的题跋为荣。

有一回黄裳进京,逛琉璃厂时买到一册《痴婆子传》,立即取示钱锺书。钱在书信中戏赠一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揶揄黄曾追求当红女星、素有“甜姐儿”之称的黄宗英,黄裳倒也不以为忤:“此联实在妙手天成,不愧佳制。”

因恋慕黄宗英之事,有人曾将“黄裳”的笔名附会为他追求不成但愿做“黄的衣裳”。黄宗英哥哥黄宗江做过辩解,说这是黄裳原先给他取的艺名,可他觉得这名字太过华丽没用,没想黄裳自己用上了。关于这一艳说,黄裳本人的回应很是坦然,他认为这虽属齐东野语,倒也颇有诗意。

“文革”中,黄裳的藏书曾被洗劫一空,这无疑是沉痛一击,但他说:“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也似乎大可怀疑了。”这段话令多少爱书人喟叹,傅月庵就曾在《爱黄裳》一文中表示敬仰:“苦难让有些人变得矮小,有些人变得高大,黄裳先生无疑是后者。”

宽厚可爱的人

在《读书》前执行主编吴彬眼中,黄裳“是《读书》仅有的从创刊一直写到他生命终止前不久的33年的老作者。”

事实上,黄裳不仅在《读书》发文,去年,他还以九二高龄与老友黄永玉双双在《收获》上开辟专栏,一个徜徉“来燕榭”(《来燕榭书跋》),一个闯荡“无愁河”(《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同时,这位“榆下”老人还意态从容、健笔豪纵地应对着车轮大战似的各方笔仗,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从这点来看,黄裳的离去多少也有些突然,作家王安忆也表示,“我很喜欢看他的散文,我觉得没有人能写他那样的散文,这样的文字还能去哪里找?而且就算这样,他晚年还被人诽谤,真是没教养。”在王的眼中,黄裳“是一个很宽厚、可爱的人”。

曾有沪上出版人回忆,昔日拜访王元化讨论“文章谁写得好”,王老断然下判:“文章写得好的当然是黄裳,他用的都是平常的字句,你写得出他这个味道?”2006年夏末,王元化专程去拜访长他一岁的黄裳,两位老友坐在窗台沙发下,留下一帧相谈甚欢的合影,挚友相逢的由衷快意,溢于眉宇间。据说,一些见过黄裳的晚辈都曾留下他讷于言的印象,但这与那张照片反差何其大!让人不禁猜想,恐怕老人并非讷于言,而是未遇知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