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高文，隽永如谏果苦茗，而穿穴载籍，俯首即是，着手成春。东坡称退之所谓云锦裳也，黄裳云乎哉。”
1981年3月15日，钱钟书致函黄裳，由衷赞其散文之美。
令人扼腕的是，如今，这样一位散文大家也已驾鹤西去。
“我极其沉痛地向微博朋友们报告，著名散文家、藏书家黄裳先生刚刚离开我们，享年93岁。”9月5日傍晚，沪上学者陈子善短短一条微博，引来文化圈一片哀挽声：容老（黄裳原名容鼎昌）已随黄鹤去，此地空余来燕榭（黄裳书斋名）。
很快，海峡对岸也有了回应，知名出版人傅月庵在微博上发布情辞挚切的唁词：“世缘流转，先生去矣。文人雅道，此日见颓。广陵散绝难闻，妆台榆下多悲。曾过我手，曾经我眼，俱往矣，先生，请安息吧。”
黄裳之女容洁表示，“作为家人，我们感到非常安慰，他非常安详地离开我们，就是睡着了，没有痛苦。医生要切气管，我们没有同意，他最后是拒绝治疗的。他要很自然地走。他要求把他的骨灰和我母亲的骨灰合在一起撒掉……”
电视镜头里的容洁，哀戚哽咽道：“他是一个非常辛勤的写者。他一直对我说，做文字工作的人，是吃良心饭的。”
投笔从军
黄裳生于1919年，山东益都人，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时已开始习作散文，并有作品发表于校刊。据黄回忆，“和我住在同室的周汝昌君，是比我大一岁而温文尔雅的书生。”这两名文学青年喜好相近，“饭后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讨论的往往就是《红楼梦》”黄周同窗情谊笃厚，一直维系了70多年，黄裳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给周汝昌的唁辞（今年6月发表）。
七七事变，日寇炮火毁了学校，黄裳从天津逃到上海，插班进入上海中学，后遵父意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然求学期间，他阅读最多的还是文学书籍，尤其是《四部丛刊》那样的古籍，甚至对版本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42年，他又迁往重庆交大继续学业，入蜀途中暂留南京期间写下《白门秋柳》等散文名篇。临毕业前，他被征调为军中“翻译官”，“任务是沟通来到中国进行抗日的美国盟军和中国军人之间的交往”。
他这般介绍投笔以后的军旅生活：“最初是在炮兵学校里陪同美国军人上课，随后就随军上了湘桂前线，桂林失陷后回到昆明，又飞到印度。”任翻译官期间，黄裳还学会了开坦克。抗战胜利后，他“解甲归田”回到重庆，将一年来的见闻写成了纪实作品《关于美国兵》，用他自己的话说，“有点像水浒英雄上山前必须缴纳的‘投名状’一样，它为我成为一名记者起了同样的作用。”
从记者到散文大家
1945年下半年，黄裳成为上海《文汇报》的驻渝记者。
此时的他，虽已解甲，但未能换装，揣着“一匣印着特派员头衔的名片”，身披G。I。“老虎皮”（美军制服）闯入连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都进不了的整军方案签字会场，完成了独家报道。同时，他还在当时重庆的中共办事处做过采访，“第一次看见周恩来并听到他的讲话”。
1946年夏，黄裳回沪，后一直供职于《文汇报》。被派驻南京期间，他“访问过狱中的周作人，也访问过住在宫殿式的中央研究院里的傅斯年”。此外，在沪期间，他和巴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巴金推荐下，黄裳出版了第一本散文著作《锦帆集》。紧接着，其专栏文字《旧戏新谈》也结集出版，这些著作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得到历史学家吴晗的高度肯定。
1947年前后，黄裳与年龄相差无几的黄永玉、汪曾祺往来甚密。在黄永玉眼中，当年还任中兴轮船高级职员的黄裳“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个，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就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3人结伴漫步上海霞飞路，评说天下，臧否人物。“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的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黄永玉《黄裳浅识》）
然而，解放初，黄裳因《杂文复兴》这则短文“闯了祸”，遭到“声势浩大的批判”，后又被打成“右派”，此后近20年报上再不见他的文章。事实上，他在香港曾以笔名发表过一部分作品，而在大陆，直到《读书》杂志面世才见其复出。
当时，黄裳的一系列文章给人惊才绝艳的感觉，连一批文章高手都争相阅读。作家舒芜曾有回忆：“黄苗子说，他吃着花生米，津津有味地读了黄裳的《陈圆圆》……北京的几个老朋友里，除了苗子兄，还有周绍良兄也是；我们相见时常常互相报告：黄裳最近又在什么地方发表一篇什么了。
1982年，黄裳出版了《榆下说书》、《金陵五记》、《花步集》；1984年出版论剧杂文集《过去的足迹》；1985年，仅三联书店一家就为其出版了《珠还记幸》《银鱼集》《翠墨集》三册书……那个年头，黄裳成了各家出版社竞相争夺的畅销书作家。
藏书大家
一代报人、散文大家的身份之外，黄裳还是位藏书大家。
念中学时，他就爱往旧书摊跑，曾收得一套《四印斋所刻词》。移居上海后，受郑振铎、阿英等人影响，从新文学版本入手，一路收来一路看，终而悠游于明清刻本世界。搜寻旧书过程中，他每得一书，必做题跋，记录藏书的忧乐，练就一手精粹的题跋文字，当代无人能及，就连李一氓也以自己的藏书得到他的题跋为荣。
有一回黄裳进京，逛琉璃厂时买到一册《痴婆子传》，立即取示钱锺书。钱在书信中戏赠一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揶揄黄曾追求当红女星、素有“甜姐儿”之称的黄宗英，黄裳倒也不以为忤：“此联实在妙手天成，不愧佳制。”
因恋慕黄宗英之事，有人曾将“黄裳”的笔名附会为他追求不成但愿做“黄的衣裳”。黄宗英哥哥黄宗江做过辩解，说这是黄裳原先给他取的艺名，可他觉得这名字太过华丽没用，没想黄裳自己用上了。关于这一艳说，黄裳本人的回应很是坦然，他认为这虽属齐东野语，倒也颇有诗意。
“文革”中，黄裳的藏书曾被洗劫一空，这无疑是沉痛一击，但他说：“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也似乎大可怀疑了。”这段话令多少爱书人喟叹，傅月庵就曾在《爱黄裳》一文中表示敬仰：“苦难让有些人变得矮小，有些人变得高大，黄裳先生无疑是后者。”
宽厚可爱的人
在《读书》前执行主编吴彬眼中，黄裳“是《读书》仅有的从创刊一直写到他生命终止前不久的33年的老作者。”
事实上，黄裳不仅在《读书》发文，去年，他还以九二高龄与老友黄永玉双双在《收获》上开辟专栏，一个徜徉“来燕榭”（《来燕榭书跋》），一个闯荡“无愁河”（《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同时，这位“榆下”老人还意态从容、健笔豪纵地应对着车轮大战似的各方笔仗，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从这点来看，黄裳的离去多少也有些突然，作家王安忆也表示，“我很喜欢看他的散文，我觉得没有人能写他那样的散文，这样的文字还能去哪里找？而且就算这样，他晚年还被人诽谤，真是没教养。”在王的眼中，黄裳“是一个很宽厚、可爱的人”。
曾有沪上出版人回忆，昔日拜访王元化讨论“文章谁写得好”，王老断然下判：“文章写得好的当然是黄裳，他用的都是平常的字句，你写得出他这个味道？”2006年夏末，王元化专程去拜访长他一岁的黄裳，两位老友坐在窗台沙发下，留下一帧相谈甚欢的合影，挚友相逢的由衷快意，溢于眉宇间。据说，一些见过黄裳的晚辈都曾留下他讷于言的印象，但这与那张照片反差何其大！让人不禁猜想，恐怕老人并非讷于言，而是未遇知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