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达尔文结束环球航行回到伦敦，但直到1859年才出版《物种起源》，中间20多年，他磨磨蹭蹭，就是拖着不动笔。不过从1858年到1859年，仅仅一年时间，他就把这本书给写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这就牵扯到科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1858年，冒出来一个叫华莱士的英国人，这个人比达尔文年轻十几岁，是个科学疯子。他先后跑到亚马孙丛林和马来群岛搞科考，记录了大量资料，又搜集了几万种标本。
1858年他得了疟疾，非常痛苦，在丛林中养病期间他灵光乍现，自己琢磨出了一套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然后又用三天时间写出了一篇论文，寄给了达尔文。达尔文还在家一边养病，一边琢磨怎么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呢，一看这篇论文，顿时傻了。为什么？因为这篇论文中几乎所有的思想跟他正在酝酿的这个《物种起源》几乎一模一样，几乎就是这本书的提纲，连里面的用词都一样。
老人家陷入了长时间的痛苦思考。怎么办呢？他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帮华莱士发表这篇论文。因为华莱士把论文寄给他就是希望他帮忙推荐发表。但是如果发表了，自己这二十多年算是白忍了。可是他又不能不让人家发表，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论文先发表呢？更何况这个时候他还没开始写。
他非常痛苦，就给一些朋友写信，说咋办？我是个英国绅士，可我又实在是不甘心。后来，他的一些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这样吧，你赶紧写一篇提纲，把你要表达的思想都写出来，然后和这篇文章一块儿发表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杂志上。
最后达尔文接受了这个建议，然后又写信给万里之外马来群岛上的华莱士，问他这样行不行？华莱士不仅同意，而且他觉得能跟达尔文这位老前辈想到同样一个理论很荣幸。所以，虽然这本杂志发表了两篇差不多的论文，但并没有人提出异议，毕竟达尔文在这20多年里，已经跟他的一些科学界朋友表达过这些思想了。
从此达尔文就觉得这事儿不对了，时不我待，从这一天开始，他奋笔疾书，用一年时间把《物种起源》写了出来，并于1859年12月发表出版。这本书一出版就立即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第一版几千本当天卖光，几年之内又迅速重印六次，达尔文暴得大名。
再回头看看这位华莱士，他的心态非常好，他说他非常荣幸能跟达尔文想到一块儿去，而且他认为，从此以后他就可以称自己为“达尔文主义者”，他绝对不会跟达尔文去抢这个理论的发明权。后来华莱士为了证明这一点，自己又写了一本专著，这本专著的名字就叫《达尔文主义》，意思就是他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这件事情是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道出了两个英国绅士是如何推让一个理论发明权的。
这又让我们想到了也是英国人的牛顿，关于他与德国人莱布尼茨谁拥有微积分发明权的问题，几百年来人们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引发了英国和德国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对决，显得很不绅士。而达尔文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影响，跟它所在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科学家群落，这个科学家群落不仅是大家能够推让功劳，而且在互相批判的时候，也能够保持一种绅士般的态度。
我们都说“进化论”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引发什么迫害，无数的人批判达尔文，但是达尔文基本上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其中最极端反对达尔文的是一个叫欧文的动物学家。他反对达尔文最激烈的方式，也不过就是当他后来当上英国自然博物馆馆长后，把自己的塑像放在了大厅的中间，而把达尔文的塑像放在了咖啡馆里，仅仅用这种非常微弱的方式对达尔文进行了报复。
我们都说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就要拿得出对得起人类历史的创新作品。这种创新所需要的第一个条件是勇气，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好的创新环境，否则创新又从何谈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