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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令父亲失望的儿子

我是一个心智与身体都比较晚熟的人,个性比较温和、压抑。因为晚熟,所以我很多的童心玩性、青少年的叛逆、成年对浪漫的追求,以及我的提早老化,其实是一起来的。就在自觉比较成熟时,我年轻时该发生又没发生的事,突然在我中年危机、身体状况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就这样都冲撞上来。打从《卧虎藏龙》起直到现在,我都在经历这些。

“我想当导演”

当年刚考上台南一中时,父亲就拿了份大学志愿表回来,他大概想知道我会是块什么料,好提早安排最佳师资阵容吧!我知道自己不是学理、工、医、农的料,可是文科的外交、新闻、外文、法商等科目,又觉得都没啥意思。当时我就对父亲说:“我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大家听了,一笑置之。可是我讲的是实话,当时也不知道导演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是导演把电影拍出来的。

天天补习,还是落榜。

第一年考大学,我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因为紧张,考数学时我腹痛头涨,豆大的冷汗直滴,一个字都看不清楚,复选加上倒扣,考了个0。67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放榜时,我正好独自在家,就一个人跑了出去。

他们回来一看我失踪了,急得不得了,只有弟弟李岗猜到我可能去了哪里,于是骑着脚踏车,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海边,果然看见了我的脚踏车。他走到沙滩上仍没见着老哥的踪影,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直到看见我低着头走近,兄弟俩什么话也没说,默默穿过沙滩,摸黑骑着单车回家。

二度落榜在我们家犹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天我是去海边散心,回家后,没人敢惹我,李岗则奉母命盯着我,怕我出事。放榜两天后,我准备专科考试,考得不错,进了艺专影剧科。

我学戏剧、美术,爸爸虽然答应支持我,但他内心一直很矛盾。

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学业和小时候我们看的军中康乐队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学,希望我能够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直到现在,我格局比较大了,但心理障碍依旧存在。我一回台湾就紧张,搞戏剧,我是跑得越远能力越强,人也越开心。一临家门,紧张压力就迎面而来。

在艺专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教授“电影导演”的王大川老师。他学问好,阅历丰富,我很崇拜他。

王老师是位蒙古王子,以前很有钱有势,据他说:“光是统辖的领土,就比台湾大二十倍。”二十八岁当上将军,至俄国、美国求学,都有秘书、随从随行,又念军校、理工大学,经历过辉煌的岁月。他喜欢票戏,在国内捧戏子,跟名角一起票戏;在国外捧电影明星,送林肯轿车。初到台湾时,还送了三百辆吉普车及军备给政府。但他在教我的时候,可能因为受过很多委屈,十分抑郁,身体已大不如前,住得很破旧,生活潦倒。

蜗居的六年

留学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五部电影,二年级拍的《荫凉湖畔》曾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学校的奖学金。我受到了肯定,再接再厉,用尽手边一切资源,筹拍了《分界线》。为了这部毕业作品,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女友惠嘉赞助,一共花了一百多万台币。

记得拍摄到最后阶段,还差八千多美金,我就从惠嘉的账户里直接提出来用。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当助教,因为要交税,所以存折放在我这里。奇怪的是,我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事后我跟她说起这件事,她也仅只哦地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湾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了。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捧到我没有抵抗力。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但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那段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时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受不了。我每天做好饭菜给他们吃,他们就直说:“好吃,好吃。”我就是为了封他们的嘴。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花子都有三年好运。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令父亲失望

父亲对我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我们逢年过节回家都还行磕头仪式。

我老家在江西德安,是个大户人家,先祖——高祖及高祖父这两代曾是大财主,那时盖了栋五进的大宅院,清咸丰年间,石达开带部队路经德安,还在先祖家住过。到了祖父李宾雁出生时,家道中落,所有产业几乎都卖光了。祖父十几岁就到了九江去当学徒,老板很赏识他,说这孩子将来有出息,辛亥年他跟着姑曾祖父学做生意。

父亲出生那年,爷爷发了大财,所以爷爷非常喜欢父亲,常说:“这个长子旺家!”

当年爷爷曾被地方县官绑起来罚一千三百块现大洋,所以他老人家下定决心送父亲进洋学堂,希望家中有人在朝为官,家族得以蔽荫。父亲二十八岁就当上江西崇仁县县长,后来调至教育部担任主任秘书,内战时辗转来台,出任教职,担任过台南二中、台南一中的校长。爷爷临终前托人带话给父亲:“你在海外另起炉灶。”乍听消息,父亲伤心欲绝,起念想至台湾嘉义的灵泉寺出家,后来被朋友劝阻。直到遇见老妈,结婚生子,才又有了希望。

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身为长子的父亲背负了多大的传统家族责任,而他对我这个长子又给予了多大的期望。在家里,他最钟爱的是我,打得最多的也是我。在台南一中,他是校长,我却不成材,考大学落第。我学戏剧、电影,他勉强接受,但心中老觉得闷气。当我以《喜宴》拿下金熊奖时,他还希望我改行,就像杨德昌得了奖,他的妈妈还说:“你今年几岁啦?拍了几部电影,可以找些正经事做啦!“爸爸那时也这样想,直到《理性与感性》拍完时,他还说:“小安,等你拍到五十岁,应该可以得奥斯卡,到时候就退休去教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