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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明星的诞生

上海,是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当年事业开始、转变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5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我手里还有一张母亲穿着泳衣,和张大炎在家乡河里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亲在当地确实属于领风气之先的人物。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的家乡被轰炸,我的一个姨妈被炸死,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母亲,为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母亲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聪明大方,何氏照相馆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从霞飞路上给母亲买了时髦衣服,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放在橱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老板故意想捧母亲,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抢亲》。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过拗口,于是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虽然不久张老板与童月娟重归于好,母亲又被换了下来,但那也由此成为母亲进入上海演艺界的起点。

母亲与反对自己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识女性,终身未嫁,一直鼓励母亲要独立、走自己的路。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回国后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去世后。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因为他举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场恶少”,他知道后很委屈,黄宗江曾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姚克后来热衷于戏剧,1941年,他写的《清宫怨》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名气远远大于母亲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客观而言,母亲在进入这个圈子时没什么特殊的优势,但母亲比较聪明,她也会利用一些关系,比如与姚克的结合,与蓝马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她的演艺道路都有帮助。但光有这些关系,也不足够。沈浮导演曾对我说,母亲排《红旗歌》时有一幕,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也有很多被湮灭的女演员,她们曾经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没有持久。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强,有创造力。她也很会处理在电影界的各种关系,后来有人要拍母亲的电视剧,我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好友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说个人传记最难拍,因为文艺圈里关系复杂,拍电视剧总要涉及很多人,他们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一旦不合适,有些人的亲属就会出来纠缠不休。我把这个意见反馈给上海筹拍这部戏的人,结果他们回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妈妈没有一个敌人,完全可以摆脱开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她的艺术造诣、写她的人生道路。我想母亲的成功与此也有关系吧。组成妈妈这一代电影人的成分复杂,有国统区的,有延安来的,也有沦陷区的,这些人到了解放后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几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我想,她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固然有从谋生中学习来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于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