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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坤--一个贫穷而美貌的男人,在这世上可能遭遇什么?

我希望躺到手术台上,胸被打开让别人看。

我的好,我的坏,我的另类,我的虚荣,我的自私,你们都可以拿去看。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只是经历不一样,我的怨恨,我的骄傲,我的不真实,我想要的伟大,都可以拿出来跟你们分享。

有年夏天,有一天大姨买了西瓜回来,我们照例把西瓜放进了水井,之后坐在井边的凉板上,等待被井水浸得透心凉的冰西瓜。

但是舅舅的出现改变了这样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傍晚,让我一辈子都记住了,那个充满了热气,期待着西瓜的傍晚,记住了石缝中流出水的声音。因为,那一天,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离婚在我们那个地方是比较少见的。小朋友因此不带我玩儿,欺负我。于是我心里很自卑。

在我小时候,是希望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帮我的。但是没有,一个也没有。于是我希望自己变得强大。

因为我从小是被欺负大的,对弱者,我有一种天生想要去帮他的情愫,就好像我在帮小时候的自己。我小时候特别想成为超人,我觉得,当有些人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出现,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

小姨的男朋友去找了一辆旧车,36000块,那个钱全部是我们的钱。我妈、我继父借钱凑到的。结果买的是辆破车,买过来便开始修,我们本来的梦想是借了钱开始挣钱,结果老修老修。从那以后我们家就一落千丈。在我们家反目的时候,妈妈到菜市场捡那些烂菜,她掉头发,她半夜在房间里哭。

有一段时间,大弟弟跟着我的爸爸和继母生活。那时候他才10岁,我爸爸开一个修理厂,一个10岁的孩子起来巡夜,你可以想象吗?就跟我儿子现在一样大。他住的地方有一部公用电话,平时有人打电话,他可以收一点钱。一年春节,弟弟从修理厂走了3站地来到妈妈家,不舍得坐公共汽车。一进家里,他掏出一些零零碎碎的钱给妈妈说:“妈妈,给哥哥跟小弟买肉吃。”

在重庆读职业高中,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好容易找到一个在夜总会当服务员的工作。特别羡慕在台上唱歌的人,唱几首歌就走,收入又高,时间又短,还不影响学习,我想学唱歌,但没有钱。

19岁那年,我报考东方歌舞团,结果考上了。到北京住单位宿舍,我很满足。很喜欢北京,经常一个人在胡同里乱窜,我特别能走,可以从东三环走到颐和园。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长安街上走,看到高楼大厦里的万家灯火,心里突然涌上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有一天,有一扇窗是我的。

第二年,一个跳舞的同事叫我陪他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我只是陪他去。当时那个同事非要让我也报名,我说我不感兴趣,并且还要交几十元的报名费太不划算了。他说他借给我报名费。接到北京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第一眼看到的是8000元学费,我找朋友介绍到夜总会去唱歌,拼命去唱,临近报到前几天,还是没攒够。一个朋友的朋友无意中听说了这件事,主动借给我3000元,还说不用挂在心上。我永远记着这个朋友。这种仗义的气度,很深地影响了我。

到了大三,我慢慢接了一些广告,有了一点收入,终于有钱在北京租房子。这个租来的空间就是我的王国,我在那里发呆、看碟、打坐。经常在家里蹲在地上擦地,我有一些小洁癖,希望我拥有的第一个租来的房子每一个角落都是干净的。没戏拍的时候总在那里宅着,我哪儿也不去。

大学时代,生活压力很重,每天晚上都去唱歌,总是缺觉,加上营养不良,我看起来总是病恹恹的。有一年,许云帆回东北老家,回来的时候,很不经意地扔给我一个袋子,表情很冷静,“坤,给你的!我爸爸说这个好,我拿过来给你”。我打开一看,是一支细细的人参。现在那支人参还在我家里,已经10多年了。

我把从欧洲回来省下的5000块钱塞给了大弟弟:“你要存一部分。万一妈妈的生活费用完了,这个钱可以应急。另外你现在交朋友了,给自己买点衣服。”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弟弟一直存着那笔钱,一分都舍不得花。这就是我弟弟。

那时候很拧巴,明明负担很重,却不愿意告诉同学,还故意装出一副很高傲的样子,实际上我心里非常脆弱、自卑。

有个牛肉拌饭,8块钱一份,我很爱吃,就是蹭。我蹭饭的方式还蛮骄傲的,并不是讨饭吃的感觉,总是跟同学说:你请我吃,我下次请你啊。但我的下一次老是遥遥无期。后两年好点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早上起来,叫上几个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请你们吃牛肉拌饭。

我们班史光辉有一次请我们几个同学去吃铜锅涮肉,那是我第一次吃涮肉,这么好吃!但是我觉得总吃人家的不好意思,明明觉得涮肉好吃,却不怎么动筷子,忙着跟人家讲话。史光辉三杯酒下肚,“啪”的一下把筷子一拍说:“陈坤!你必须把这一盘肉全部给我吃了!你要敢想其他的,我饶不了你!”

我上大学时很少早退,特别记得的一次早退,是因为赵宝刚导演拍《永不瞑目》的时候来我们学校选角。

我想,这么好的事怎么能轮到我呢?所以我走了。

《像雾像雨又像风》是赵宝刚导演找我演的。

当时其他人都觉得我演不了陈子坤,但是宝刚导演相信我。所以哥们儿命还是挺好的,总是在路上遇见贵人。宝刚导演说话带刺儿,有一次说:“你啊,你只能演这种小修表匠什么的,少爷演不了!”当时刺激了我一下。

我演陈子坤的时候,有一次穿少爷的西服,宝刚导演开着玩笑说:“你看你哪像少爷,你看陆毅,多有贵气!”我就咬紧牙在那儿说:“你等着!”

拍《像雾像雨又像风》我拿了9万块钱!

第二天就去邮局给妈妈寄了4万块。那个时候家里欠了一万多的债。剩下的5万多块交了出国的押金。留了1万块给自己作为生活费。

我从小就想当设计师,有一个朋友住在法兰克福,进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我就非常犯贱,机场里到处飘着奶酪和很香的面包味,我就使劲去闻那个香味。我在那边非常节约,吃个冰激凌会考虑吃一个球还是两个球。“紧着花”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快乐。我去了北欧的那所设计学院。

那个学校,我非常爱,那是我梦寐以求读书的地方。可是我到那里的第一刻就知道了,我根本不可能在那里读书!生活费很贵,而且不允许学生打工。后来我终于面对现实,我不可能读的,因为我支付不起学费。回到北京我在朋友面前还假装很开心的样子,只当去欧洲旅行了一趟。没有人知道,我的心里其实很难过。

好像是一夜之间,大家都认识我了。原来因为“非典”的缘故,所有人待在家里不出门,电视台都在放《金粉世家》……

于是给母亲买了一套大的公寓,给自己也买了一套公寓,弟弟结婚再买一套房子。

这样的物质实现带给我的冲击无比巨大。我有点晕眩,同时也隐隐地焦虑。我常常在想:要接哪部戏能让我更红,赚更多的钱。欲望占据了大脑,但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

我十几岁的时候是有计划的:以后要分期付款买个房子,努力工作去还款,要去旅行,去吃好吃的,吃涮羊肉。

突如其来的财富和名声打乱了我从记事以来对人生的计划,而且它们强大到足以消灭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自我进取的希望和快乐。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害怕好事,一遇到好事我就紧张。我的职业是突如其来的暴发户。

从2003年到2006年,我的内心一直恐慌不定,每次离开家的时候特别恐慌。我觉得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有一天我开车在路上,突然觉得特别害怕。那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所有的银行卡交给我的家人,把卡的密码告诉他们,怕自己有一天会突然死掉。

2007年,我开始寻找一个方法,让我放松和平静下来的方法。也许有的人会欺骗自己,告诉自己说“我很厉害,这一切本该属于我”,我做不到。我不能假扮我比别人强,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的。2008年,某一天,我豁然开朗,心里生出了一个强大的信念:我的生命中不光有我的家人需要照顾,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们的生活远离痛苦,帮助他们的心态远离灰暗。这才是我未来真正要去努力的方向。拿到了名和利,你多做好事不就行了吗?做对得起你心灵的事情。

男人好看,年轻的时候是敲门砖,在演艺圈、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人天生会选择一个好看的人在一起。我现在应该保持更美貌的一个形象。要真的让我发胖到特别厉害,我有点舍不得了。虽然在戴有色眼镜世俗的判断里面,男演员长得漂亮就没有演技。要不要为了证明在这个职业里面是实力派,比偶像派高,我就把自己弄得很胖很丑,曾经困扰过我几年。

我成名不久,有一次参加一个国际电影节,在后台遇见一个很有地位的女演员。我上去很有礼貌地说:“你好,我是陈坤,很高兴认识你。”那个女演员缓缓地转身,轻描淡写地瞟了我一眼,冷冷地“哼”了一下。我笑了笑没说话,面不改色地往前走,其实心里已经翻了好几遍。

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毛病叫“记恨”,那件事让我记恨了很多年。那种刻骨铭心的憎恨和愤怒一直憋在我心里,化成一种动力,催促我不断地强大。

几年后,我突然发现理解了那个女演员。也许在她心里,我是一个靠脸蛋成名的空架子。到今天为止,假如一个没实力但人气很旺的明星,在我面前“嘚瑟”,我依然很不给面子。如果对方发愤图强,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很喜欢挖掘人身上的闪光点,李宇春身上就有。

拍《龙门飞甲》,她一来就拍沙漠的戏,很冷很苦,这孩子一句话不说,认认真真地拍。那一刻我就知道了,这还真不是一个不珍惜机会的人。有一天我们拍大场面,宇春晕倒了,起来的时候,也是很酷地说:“我没事!”

在明星的光环下,我想,最大的考验就是荣辱。

明星就像天上的星星,正因为够不到,所以每一个人都好奇,每一个人都想摘。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其实我就是一颗石头。

有一天,我在外面谈事情,一个不认识的人走过来想和我拍照,我客气地说“现在不方便”。那个人一转身,嘟囔了一句:“哼!不就是个戏子吗?牛什么牛!”我站起来冲他喊:“你说什么?!”但那个人没有回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跟“戏子”这两个字过不去的。

为了对抗这个有侮辱性的称谓,我拼命地看书、学习。后来我尝试着去思考,我反应为什么那么激烈,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强大,当我强大的时候,我就能承受任何人对我的侮辱谩骂。同时我也看清了,对方骂你,正是他内心自卑的表现,当他不能战胜你时,就用赤裸裸的、刻意强加在你身上的东西挫伤你。

我用了10年的时间和演戏这件事“和解”。

拍完《画皮》之后8个月,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认真思考和反省。我忽然发现,我从来就没有热爱过表演。同时我脑中再次跳出这句话:命运既然把我带到了这条轨道上,我应该去接受它。我出道以来,一直在演主角,从未体会过配角的状态。我要去尝试,去探究。《让子弹飞》里的角色是我“争取”到的。有一天我问姜文:“我这样的偶像演员你敢用吗?”把姜文吓了一跳:“这么小的角色你来吗?”

小时候面对媒体开不得玩笑,特别尖锐,那是一种貌似强悍的自我保护。现在会主动讲自己的缺点。比如人家问我:“跟个子高的女演员拍戏,怎么办?”“踮脚跟呗。”

2010年,我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东申童画”。从那一天起,我从男孩变成一个男人。有一天我发现了,我长大了,强大到可以保护自己。然后我发现,我成为小时候希望出现的保护我的那个人。

有一次,我们去香港给徐克的太太过生日,很多业内资深人士都到了,我能看出他们对老爷(徐克)的尊敬。我知道,这需要岁月来积累。那一天周迅也去了,我和小迅说:“我们老了以后也要这样。”

很多人都告诉我,生活应该怎么过,抽什么牌子的雪茄,喝什么牌子的香槟和红酒,我听不进去。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吗,花一千块喝一瓶香槟,花一万块买一瓶红酒,疯了吧?也许在一些“贵族”阶层看来我是个没有品位的人,洗澡的时候还是会随手关水,走到另一个房间还是会随手关灯,没有吃完的东西还是会打包回去。

我曾经以为,这种“节约”的观念是因为过去贫穷的缘故,或者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有一种忧患意识,但直到开始在西藏行走,不断观察自己,才明白,在更高的意义上,这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自我约束行为。

走到今天,我才真正认清了明星的本质,也认清了名利的虚妄。既然我现在拥有这个“光环”,不如用它去成就一些好的事情。

“行走的力量”2011年首次做,花了10个月。这次我又一年没拍戏,全部时间在做。这个抽象的东西很慢,我都有点着急了。这次行走的过程里,我在思索行走这个方式是不是适合这个时代,或者当下社会。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拍戏多赚一点钱,让我更有名一点,有可能我上杂志了,更有影响力的时候,再来推广“行走的力量”,但是最后我发现,可以同时做,因为我是个贪婪的人。

我很好胜,但不是说我要拿第一名,而是我要认可我自己。我不服的不是输,是明明我能做到,但我没有坚持做到。

以前三里屯有一个老董,酒馆里的一个台湾人,会算紫微斗数。那时候我还很小,二兮兮地跑过去算,他算了一个星期,送我4个字:破屋重筑。破烂的屋重筑。你想想这4个字,太像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