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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和毕加索

杨继仁同志写的《张大千传》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如果能挤去一点水分,控制笔下的感情,使人相信所写的多是真实的,那就更好了。书分上下册。下册更能吸引人,因为写得更平实而紧凑。记述张大千与毕加索见面的一章(《高峰会晤》)写得颇精彩,使人激动。

……毕加索抱出五册画来,每册有三四十幅。张大千打开画册,全是毕加索用毛笔水墨画的中国画,花鸟鱼虫,仿齐白石。张大千有点纳闷。毕加索笑了:“这是我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正。”

张大千先恭维了一番,后来就有点不客气了,侃侃而谈起来:“毕加索先生所习的中国画,笔力沉劲而有拙趣,构图新颖,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的毛笔,墨色浓淡难分。”

毕加索用脚将椅子一勾,搬到张大千对面,坐下来专注地听。

“中国毛笔与西方画笔完全不同。它刚柔相济,含水量丰,曲折如意。善使用者‘运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浓、重、淡、清。中国画,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皆备,就显苍翠秀润;浓淡明辨,凹凸远近,高低上下,历历皆入人眼。可见要画好中国画,首要者要运好笔,以笔为主导,发挥墨法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

这一番运笔用墨的道理,对略懂一点国画的人并没有什么新奇。然而对毕加索来说,却是闻所未闻。沉默了一会儿,毕加索提出:“张先生,请你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好吗?”

张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制的毛笔,蘸了碳素墨水,写了三个字:“张大千。”(张大千发现毕加索用的是劣质毛笔,后来他在巴西牧场里从五千只牛耳朵里取了一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八支笔,送给毕加索两支。他回赠毕加索的画,画的是两株墨竹—毕加索送给张大千的是一张西班牙牧神,两株墨竹一浓一淡,一远一近,目的就是要告诉毕加索中国画阴阳向背的道理。)

毕加索见了张大千的字,忽然激动起来:“我最不懂的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毕加索说。

毕加索用手指指张大千写的字和那五本画册,说:“中国画真神奇。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含着一切。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这话说得很一般,但这是毕加索说的,故值得注意。毕加索感伤地说:“中国的兰花墨竹,是我永远不能画的。”这话说得很有自知之明。

“张先生,我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毕加索的话也许有点偏激,但不能说毫无道理。

毕加索说的是艺术,但是搞文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他的话?

有些外国人说中国没有文学,只能说他们无知。有些中国人也跟着说,叫人该说他们什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