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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格女士

1920年出生的特劳德·琼格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和母亲过活。一开始,她只是柏林元首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甚至都没有见过希特勒,所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些女人给他的求爱信”。1941年底希特勒挑选新秘书时,举行了一次打字比赛,琼格和另外9人在初选中胜出,终于在面试时见到了“元首”。希特勒给她的第一印象是“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希特勒用父亲一样的口气,显然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琼格具有特别的意义。“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惯有的姿态。对我而言,感到的却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所渴望的东西。”

琼格对希特勒父亲般的信任就此产生,在真正面试的时候,希特勒说:“小姐,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我那些年轻的女秘书,总是有人要娶她们,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琼格的回答即使不算放肆,至少也不够严肃:“元首,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我身边至少21年没有男人出现了。”

尽管琼格后来多次说过希特勒很像个父亲,但是在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还是说:“后来,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对他的父亲形象过于迎合了。可是,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时,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恨’的感情。”

1945年4月29日凌晨,希特勒在地堡的会议室里娶了爱娃。婚礼仪式很简单,戈培尔和鲍曼是见证人,婚礼主持人叫沃尔特·瓦格纳,是附近的一个地方官。婚礼之前,希特勒刚刚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在头顶的爆炸声中,在水泥墙因为爆炸而不停晃动的时候,希特勒向他的最后一任秘书琼格口述:

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入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他们的歇斯底里的观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作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这是一份冗长且杂乱无章的口述文件,许多内容琼格都已经听过无数次了,不光琼格,许多德国老百姓也都在广播里听过多次了——唯一新鲜的是,希特勒指定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这让琼格“有一种奇怪的遭背叛的感觉”,因为他“口述的内容没有一个激情或者懊悔的字眼,只有可怕的愤怒。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上帝啊,他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一如既往!’”从这里可以看出,琼格前文所说的恨,在此时还只是一种孩子似的、温和的不理解和抱怨。

当希特勒在举行婚礼后的小型酒会时,琼格正在整理和打印这份遗嘱。工作还没有完成,希特勒就进来了,戈培尔和鲍曼也进来了。文件一式三份,希特勒签完后就去睡觉了。

相较于希特勒,琼格对爱娃的喜欢也许更多。爱娃在结婚的第二天,也就是她死去的当天,还把琼格叫到自己的房间里聊天。对一个准备赴死的人来说,有个人聊天当然可以免去胡思乱想的痛苦,但找谁聊天显然需要好好挑选。爱娃挑选琼格,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会儿之后,爱娃打开衣橱,拿出她最喜爱的银狐皮草,并把它当作告别礼物送给琼格。当然了,在那个时刻,琼格肯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件名贵的皮草,但是她仍心怀感激。几个小时后,琼格与希特勒夫妇“告别”。她后来的回忆是这样的:

我的眼中只有元首。他慢慢地走出房间,身体弯曲得更厉害了。他站在打开的门边,跟每个人握手。我可以感受到他右手的温度。他的眼睛对着我,但并没有在看我。他似乎已经远行。他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有听到。我没有听见他最后的遗言。我们一直等待的时刻已经来临,我动弹不得,几乎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只有当爱娃·布劳恩走到我面前时,我才恢复了神志。她微笑着拥抱了我。“拜托尝试着离开这里,你也许可以逃得掉。代我向巴伐利亚问好。”

希特勒夫妇自杀的枪声响过后,琼格给自己倒了杯烈酒。当时,整个总理府都变得疯狂,第二天,琼格开始准备逃走。从地堡出来之前,她看见希特勒的飞行员汉斯·鲍尔取下了希特勒的那张腓特烈大帝画像,就想也拿走希特勒的手套,但是最终她还是没有拿,她也没有拿走爱娃送给她的皮草。她甚至没有带钱、衣服和食物,只带了几张照片和一盒香烟,还有希特勒送给她的手枪和氰化物胶囊。

琼格虽然是希特勒的秘书,但她并未加入纳粹党,所以战后她并未被审判。因为战后的西德很少谈论这段历史,所以直到上世纪60年代,琼格才开始从报道中了解到集中营的相关情况,才开始忏悔。如果说恨,想来这个时候她对希特勒才会有真正的恨。她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但集中营里惨绝人寰的故事让她患了抑郁症,于是不得不提前退休。退休之后,她花费大量精力为盲人读书。她为什么要为盲人读书呢?也许是她想到了当年。那时的希特勒不也是一个盲人吗?可惜他不会听她读书,而只会不停地说,让她记录下来,毒害世界。希特勒毒害了整整一代德国青年,琼格只不过是其中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