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外号“傅大炮”，是民国年间和胡适齐名的学界领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湮没数十载。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重新挖掘出来，逐渐还原了本来面目。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身上渗透齐鲁大地固有的倔强。他旧学功底深厚，在北大读书时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偶尔听了胡适的课，非常佩服，从此心向文学革新。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办《新青年》的时候，傅斯年和同学顾颉刚等人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遥相呼应，备受各地学子欢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被推举为２０名学生代表之一，示威时扛着大旗走在前面。
1926年，从国外留学归来，傅斯年即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应蔡元培先生之邀，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此后数年，他一直混迹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傅斯年最可贵之处，乃是他身上有一股喜欢硬碰硬的精神。在做学问之外，高度关注现实社会，且不畏权贵，也不跟风于时议。其渊博的学识和长期的独立思考让他始终秉持着旁观者的冷峻姿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傅斯年担任了国民参政员，心有郁结，必直言不讳地讲出来。1942年，国民政府利用美国贷了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私自成立公司，套取公款。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监察院院长也同时提出弹劾。蒋介石先是委托手下向傅斯年说情，但傅斯年不为所动。不久，蒋介石亲自出马了，他把傅斯年请来吃饭，席间，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一听，厉声喊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可奈何，再加上孔样熙确实怨声载道，只得罢了孔祥熙的官。
谁承想，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也栽到了傅斯年手上。宋子文上台后，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企业进口许可证，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越演越烈，最后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黄金风潮”；并且，他行事风格霸道，做完决定以后直接下达，甚至连相关的部长都不知道。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样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一府快垮。……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也黯然下台！
傅斯年如此无所顾忌地四处放炮，当然会惹怒众官僚。好在，他是学界人物，那些官僚们拿他没办法。1945年9月，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上任伊始，即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一些曾在伪北大任职的教授纷纷托人到傅斯年这里说情，均遭到拒绝。傅斯年认为，“自古汉贼不两立”。北大若留用“伪教授”，对那些抛妻舍子奔赴大后方的教授和学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而被新北大拒之门外的，就有著名作家周作人。周作人十分痛恨傅斯年，屡次作文骂他，说傅斯年外强中干，“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该文广为流传，影响颇大。
1949年，傅斯年受命掌管台湾大学。为维护学术自由，保证大学的独立性，他又和当局顶上了牛、炮炮击中当政者的七寸。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此外，他还提倡简朴的学风，鼓励兼容并包。有些人撰文攻击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说台大的某些教师是“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傅斯年两次在报上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1950年，傅斯年突发脑溢血身亡，年仅55岁，虽然他在台湾大学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却为台大莫定了良好的基础，至今被人感念。
傅斯年的一生可以说是刚硬的一生。其实在民主平和的环境中，并不需要太多傅斯年这样的激情和拍案而起，所有问题自有其通畅的解决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