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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无奈于我

陈道明一直被视为演员中的“异数”——在这个媒体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年代,他鲜有话题,也不迎合他人制造话题;作为国内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他时常以演艺圈边缘人自居,对自己的演员身份若即若离。究其原因,“演员”这个身份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他一直“很被动,总是被推着往前走”。

让世界无奈于我

演员这个职业其实有点矛盾,戏演得好的通常都不是那些宣称自己热爱表演的人。像陈道明,有着公认的好演技,影迷涵盖老中青三代,却经常以戏子自居,对给予自己荣耀的演员这个职业没有太多好感。但无太多好感不代表不敬业,他尊重自己的职业特性,珍惜上天赐予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拍戏时迟到早退、不做功课、现场摆谱等情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

陈道明是从慢时代里走过来的,沉默冷峻如他,也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提及早年的拍戏经历:那时候,一部10集的电视剧拍上100天、一部小电影拍上四五个月,都是常有的事。剧组里的人想法都很单纯,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投入和回报是否成正比根本不在创作概念里。为了晒黑皮肤,导演可以带着演员们去水库边晒上一个月太阳;为了演一部40分钟的独幕话剧,全剧组可以去车间实习3个月。更夸张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拍《末代皇帝》,一部30集的电视剧竟然拍了整整3年,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很正常。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演员变成了一个高负荷、高回报的职业,拍戏也变成了一件非常浮躁的事。很多剧组一开工,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停工一天会损失多少钱,演员们也越来越关心合约完成后有多少钱打入自己的账户。大环境的改变让陈道明很不适应。起初,他屡屡强调:“我是文艺圈的人,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旧时的文艺圈逐渐分崩离析,让他无所依凭,内心的纠葛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冲突,陈道明只好选择了精神上的遁世:他不再看电视,也不读报,不看小说,而是寄情于书画和钢琴,并努力钻研古籍,将自己修炼成最具文化修养的艺人。

1990年拍完电视剧《围城》之后,陈道明一直保持着拍一部戏歇两年的节奏。不想演的片子,给再高的片酬他也不演,可一旦接下一部,他就会踏踏实实待到杀青,相比那些四处串戏赶工的年轻演员,他反倒成了全剧组最清闲的人。他拍戏还有个癖好,那就是不带工作椅,有时一站就是一天,因为“想保持精神的亢奋,不给自己犯懒的机会”。看到这么大牌的艺术家都站着,整个剧组只好全体陪站,陈道明也因此落下了“难搞”“不好合作”的名声,但他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解释说:“我并非不好合作,只是觉得你首先要尊重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才会尊重你。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好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

有原则的统一

陈道明的名字取自《道德经》,暗合“道常无名”之意,但陈道明认为自己不算个得道之人。“按照老子的境界,得道的人身上应该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平和,无为而无不为,而我还残存一些金刚怒目之气,对大多数事情我可以避开、忍让,但是对我参与的事,我就得把自己认为不对的那部分都统一好”。

为了达到这种统一,陈道明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有原则,比如他要拍戏,那么从进入剧组到拍摄结束前,他会一直穿着戏服。在他看来,每件衣服都有自己的神韵,必须想个办法,让没有感情的戏服“附着”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很多电影、电视剧,你一看就知道衣服是假的,因为它没有长在演员的身上,让你一眼就能看穿是租来的、借来的。拍戏,尤其是古装戏,我认为应该有个‘化身’的过程,让这件衣服‘化’在你身上,怎么看怎么像是你的,所以拍多久,我就穿多久。”《楚汉传奇》拍了6个月,陈道明就把其中的几套戏服穿了6个月,其间从未穿过别的衣服。即便回家,他也依然穿着刘邦的衫裤。拍完戏把衫子一脱,他才变回了自己。

拍摄电影《归来》的时候,陈道明也是最先对陆焉识的服饰产生了兴趣,他在落魄知识分子陆焉识的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可是等到把剧组准备的衣服一穿上身,他立刻感觉不对劲。“为什么会有这种疏离感?就因为那件衣服是人为做旧的,我对那种脏和破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就勾勒不出人物的气质。”于是他请剧组重新准备了一套服装,他日也穿夜也穿,还特意将衣服挂进筒子楼的卫生间里,使其沾染上潮湿的气息。就这样,衣服在陈道明的陪伴下变得肮脏熟软,他跟陆焉识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就穿着戏服待在片场,巩俐也是这样,她喜欢坐在一个旧藤椅上发呆,我们很少交流,但是那种交叠的命运感和光阴感就渐渐培养起来了,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入戏了。”

“现在打开电视机,一会儿八路军,一会儿游击队的,可是看看演员的衣服都那么新。女战士在野外日晒雨淋、摸爬滚打,头发竟一丝不乱,还画着浓妆。很多人说了,这是审美需要。可是养眼真的是唯一追求吗?观众就那么肤浅吗?”对于现实,陈道明无力改变,所以他选择不干涉,但如果要他参与一部戏,比如饰演八路军,旁边搁一个打扮得明艳动人的女政委或者女卫生员,那他是不干的。

傲不是一件容易事

因为气势难掩、言论率真,陈道明往往被认为孤傲、冷漠,甚至难以接近。当初跟陈道明合作拍《一地鸡毛》时,冯小刚最担心的就是陈道明太孤傲,演不好那个处处讨好他人、左右逢源的小职员小林。陈道明仿佛看出了冯小刚的担心,主动请冯小刚到家中喝酒——平素他最讨厌在酒桌上跟人称兄道弟,但这次两人聊了整宿,干掉了一大瓶二锅头,也理清了演戏脉络。隔天一进剧组,他就像小林附身一样,十二分殷勤周到,处处赔着小心。剧组的机器坏了,从不求人的他二话不说跑到央视找关系又借了一台,每天收工后还要帮忙收拾东西,对任何人都笑眯眯的。可是等到戏拍完,吃散伙饭的那天,他连个过渡都没有,“唰”的一下就离开了小林,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波澜不惊的表情,周围的人都大为诧异,冯小刚感慨:“你这变得够快的!”他淡淡一笑:“这就是我的职业,我就是个戏子。”

“戏子”这个词,含有很深的轻视意味,很多人都对其避之不及,陈道明却坦然笑纳。在他看来,现在的文艺结构跟旧社会的草台班子颇为相似,艺人努力迎合社会商业大潮的需要,甚至不惜丢掉底线,这点还不及旧时的戏子,所以他宁可当个有操守的戏子。圈内人都知道,陈道明演戏对片酬并不计较,但假如对方开出的片酬过高,他反倒要再三斟酌,更加留心剧本的质量,因为“如果本子质量太差,制作成本也低,你给我这么多的钱,那其他角色会请些什么人演?这部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剧本足够好,对方开出的价码又很高,我会跟他们谈,不要给我这么多钱,你们把钱拿去多请些好演员,大家齐心协力拍一部好戏,至于我,没那么重要”。

只要剧本合适,时间和心情都配合,陈道明接戏并非不爽快,但他“只负责踏实演戏,不负责配合媒体塑造自己”。至于后期的宣传,他乐意配合,但绝不迎合。有人说他太傲,他也照单全收,他认为:“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常说自己是个对人生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的人,而节制和疏离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至于这种交流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褒贬、毁誉,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就像冷了就加件衣服、暖了就脱一件,这么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