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故事：“灭心中贼”
曾国藩入翰林，拜唐鉴为师，开始写修身日记。
唐鉴要他像倭仁那样记日记，国藩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翻开他的日记，我们来看他每天怎样用理学的锉刀，修理自己。
随便翻开一页，道光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这一天，雨雪交加，老婆一直生病，他陪着老婆，一时烦闷缠身，体不舒畅，他立马警觉起来：
“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也，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
第二天，他去朋友家赴喜筵，见了两女子，大概说了几句笑话，他便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对于这一个月，他做了一次小结，认为自己，自正月以来，日日颓废地过了一月，然后痛责自己：志之不立，可以为人乎！
这就是修身了，用圣化的模子来铸造自己，校正自己，日日修理。修身的秘诀，是将人的标准定得很高，纯然一个理想人，用理想人来否定现实人。
这种理想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两个字：“无我”。用“无我”来彻底否定现实之“我”。这样的否定，其实很残忍，在现实中“使人不成其为人”。
如果只有一个月，熬一熬也就过去了，问题是，它无休无止，无穷无尽，让你永远熬下去，要熬出一个圣人来。一月份过去了，再来看看二月：
初一日，他一早便到长沙会馆去敬神，然后拜客五家，太累了！
两眼发蒙，不能读书，他说自己苟且偷安，使身体日见疲软，“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身是小体，其累如此，心是大体，其累亦如此。
他说自己“心不专一，杂而无主”，久而久之，“酿为心病”，也是因为居敬功夫不够，而伤了心之大体。然后，他指出，要以敬养体，自强不息。
末了，还不忘补充一句：“言出汝口，而汝背之，是何肺腑？”
这样自责，做人还有何乐趣？可他却乐此不疲，自己斗自己！没过几天，他又将自己揪出来，狠批了一次，自问：“直是鬼蜮情状，遑问其他？”
修身也是养生，“仁”所以养肝也，“礼”所以养心也，“信”所以养脾也，“义”所以养肺也，“智”所以养肾也——以“五常”养五脏。
因此，修身好，自然身体就好，而他身体多病，那便是修身有缺了。
有一天，他喝了一点酒，大概有些醉意，观人围棋，忍不住攘臂代谋，被人指责。可他却屡惩屡忘，依然如故。事后，他痛责自己：“直不是人！”
倭仁对此评曰：要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都扫除掉，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
要捉走的“心中贼”，便是“人欲”之我，要钻进里面安身立命，还要从其中另换出来的那个人，当然就是“天理”之我了，新的我已脱胎，纯然天理。
这样的“我”，是理学的“试管婴儿”，将天理的胚胎植入自我的躯壳，然后从自我里面生出一个新的我，像朱熹说的那样，用“抱鸡卵”的功夫，将新我孵化出来，用“猛火煮”的功夫，将旧我熔化掉，这便是理学的新陈代谢了。
这样折腾自己，用精神分析的说法是“自虐”，修身修到这一步，理学也疯了？曾国藩自然不敢这样发问，但他毕竟还没有修到倭先生那地步，只是收敛了一些自己身上的豪杰气概，湖湘文化中的帝王气象，依然是他生命的底色。
曾国藩的故事：“四败”藏锋
曾国藩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曾国藩的故事:位高轿低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曾国藩的故事：名相与官精
曾国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个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跳十级，37岁就当上了二品京官，可谓一帆风顺。但是，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着两副面具。
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着，使他们几乎没有招架的办法。当时，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全部带走的。湘军入城后，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不可能再“报部备拨”了，就是少有劫余，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缴。但是，面对朝廷的命令，该怎么办呢？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朝廷当然是不相信他的话的，但是，这时的朝廷并不愿意与曾氏兄弟的关系闹得太僵，于是在给他的廷寄中说，根据你的奏折，城中（指天京）并没有贼库，这是事实。这样，朝廷算是给了曾氏兄弟一个体面的台阶。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获李秀成后，没有解京献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将李秀成杀了。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大哗，都说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难以招架的地步。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还向朝廷请示，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在朝廷“定夺”之后行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番之后，便将李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是当时各方面的共同意见，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又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将李秀成匆匆处死了呢？他给朝廷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必要解送到京师，陈玉成和石达开就是现成的例子。再者说，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担心他在途中绝食，或者逃跑，留下祸患，就与弟弟曾国荃再三商量，统一了意见，就地正法了。
曾国藩生怕这样的解释交代不了朝廷，于是在另一奏折中进一步解释说，李秀成很得民心，党羽很多，威信很高，号召力很强，如果不迅速杀掉，则贻害无穷，所以就把他杀了。
真实的情况是曾国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师，李秀成的供词与自己连日来的奏折不符，这样他就犯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了。比如，曾国藩报捷说，破了金陵当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也不过三万多人，怎么来的十万？至于天京的“金库”，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想到这些情况，精明的曾国藩自然是不会把李秀成解送京师的了。
曾国藩为了保护自己，什么谎话都敢编造。本来，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谕旨中明确命令他“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谕旨，而他就在当天把李秀成杀害了。过了半个月，他才慢腾腾地于七月二十日复奏说，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谕旨，仔细算一下，臣应该在初六日就收到谕旨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迟了四日。谕旨是由安庆转递江宁的，不知道是何处驿站出了差错。朝廷为了利用曾国藩，虽然也下令挨站严查，最终却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曾国藩有“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誉，透过这些美丽的光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曾国藩的故事：秦淮怀春燕
曾国藩平了太平天国后，坐镇南京，为了复苏地方经济，听从部下建议，决定把秦淮河的旅游业恢复起来。这十里秦淮，原是所谓“六朝金粉气”的销金锅，楼台画舫间，桨声灯影里，文人雅士，歌女名妓，把酒言欢，何乐不为？曾国藩手下一些官员早已按捺不住，又不敢贸然行事，于是便怂恿曾国藩前去“视察”。
曾国藩心知肚明，顺水推舟。首次，他碰到一个艺名为“少如”的艺妓。此女色艺俱佳，且颇聪慧，求曾赐副对联，以抬高自己身价。
曾国藩本是联对名家，区区一联，哪在话下，便拟用她的艺名“少如”作一嵌名联，免扫其兴。先书上联：
得少住时且少住；
歌妓一看，所写并非自己初衷。未等曾国藩写下联，她便抢先进言，说妾愿替大人续下联，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曾国藩没想到一个艺妓竟然还有文才，自然点头称好。
这个少如续写的下联是：
要如何处就如何。
曾国藩见了，不觉叹服此女的良苦用心。
曾国藩公务繁杂，自对秦淮艺妓有了良好印象以后，只要得闲，总要邀几个幕僚好友去秦淮河畔，吃吃花酒，听听歌曲，以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一次，他为一来南京的友人在秦淮一酒楼设宴接风，席间请了一个名“春燕”的歌妓唱曲助兴。那春燕不但姿容姣好，歌喉更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功力，曾等一干人无不为之倾倒。
后来，春燕为一富商纳为小妾，离开了秦淮，曾国藩再去，已是人去楼空。曾在怅然若失间，写出了下面这副《怀春燕》的对联：
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了；
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
对联把“春燕”二字分别嵌入上下联，伤别，怅惘，情真意切。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的另一面：他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