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30岁时，曾经立志做圣人，为此他狠斗私字一闪念，拼命节制自己的欲望。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捡到一大笔钱，他站在旁边非常羡慕。醒了以后他非常自责，连做梦都这么贪利爱钱。然而他就任两江总督后，却建起了小金库，看来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即使如曾国藩者，也不能免俗。不过他的小金库，与其他官员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资金来源。清朝官场的潜规则很多，比如逢年过节，或是过个生日，甚至偶染风寒，一些有点想法的下属官员，或是下属单位，都要给上级领导送礼。对于这些礼物，曾国藩的态度是，送现金的一概回绝，送实物的则区别对待。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把总督府移到安庆。领导搬家，需用很多，庐州知府唐景皋非常适时地赶来送礼，大到家具，小到被褥，办公用的，家里使的，应有尽有。曾国藩看了这大车小车的礼物，只挑了七领草席留下，其余一概退还了。湘军有一个猛将鲍超，这个人打仗勇猛，但特别贪财，每打下一个地方都会大肆抢劫一番，因而腰包很是厚重。有一年，曾国藩的生日到了，鲍超准备了16大包礼物，都是珠宝古玩之类，金光闪闪，夺人眼球。曾国藩只是从中挑选了一顶小帽，其他的都让鲍超带回去了。
人家送礼他不收，曾国藩的小金库哪儿来的钱呢？原来在他的治下，有几个衙门油水很大，比如上海海关、淮北海关和盐运司，这些部门靠着国家垄断，每年进出的银两数额很大，官员很肥。他们送钱，曾国藩就不挑挑拣拣了，来者不拒，一文不少地笑纳，小金库这才充盈起来。
小金库的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花在了交际应酬上。曾国藩初入朝廷时，也算得上一个愤青，对官场中的很多事都看不惯，后来真到做事时才发现，“苟无人情，百求罔应”，不懂得应酬交往，没有人脉资源，简直寸步难行。碰壁的痛苦，掣肘的烦恼，都成了一种磨砺，毕竟在一种环境下，生存还是第一位的。
曾国藩应酬起来，礼数很周到，出手也很大方。两江地区经济发达，迎来送往很多，对京城的官员，不论职务高低，来时好吃好喝好招待，走的时候也不让空手，都会有100两左右的“程仪”相赠。同治七年，他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到北京谢恩后，临走他给自己认识的官员、老乡和与自己工作有关系的官员都送了一点儿礼，“余送别敬，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礼金都不重，但送的人多，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在北京当官的，一人一点儿，加在一起达到了1。4万两白银。
但小金库的花销仅限于此，来之于衙门，用之于官员，而对于自己的私人花费，家庭的开支，给亲戚朋友的馈赠，都是从自己的工资等合法收入当中支出，不动小金库分文，就连官场上的朋友，如果纯属私人关系的馈赠，也不例外。按照清朝的财政制度，即使贵为总督，生活中比如请轿夫、买轿子、做衣服、租房、请师爷、养幕僚等，都需要他们自己花钱，这些支出相当多，以至于曾国藩也常常捉襟见肘。
曾国藩生活非常简朴，英国人戈登见到他时曾大为惊讶，因为他“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曾国藩曾请人吃饭，客人发现桌子上所用的竟然都是“瓦器”。他不光对自己要求严，对家人也是一样，他要求家中的女眷都要干活，还制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每天早上做跟饮食有关的工作，早饭后要织布，午饭后做绣花等细工，晚上做做鞋等粗工。所以一到晚上，在南京两江总督府内，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这在大清帝国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家了。
小金库的设立，本来就是一种官场的潜规则，来钱无人把关，支出也无人审查，所以官员们都心照不宣，把它当成一种灰色收入带回家，可曾国藩却不然。他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临走时让儿子查了一下小金库里还有多少钱，儿子汇报说刨去各种应酬花销，还剩1万多两。儿子问怎么处理，曾国藩回答说捐给地方做慈善吧，一分钱也不带走，同时提醒他，不管捐到哪里，千万不要留名。他说：“我一生享有很大的名声，心中已经有愧了，再坐享一个清官的名气，担当不起。”
一个人再伟大，也不可能没有瑕疵，不犯错误，为此，孔子都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也可。”意思说大节不错就很好了，小节谁也难免会有出入的。人生于世，难免会同世俗达成一定的妥协，但一定不能失去内心的坚守，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在混浊的世界中，保持一份内心的清澈，这是曾国藩留给我们又一个值得深思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