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的一个冬夜，一代国学大师，曾任北大、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还在赶稿。虽然披着棉袍，可他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妻子俞大彩催他早点休息。他搁下笔说：“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大陆杂志》赶文章呢。之所以如此着急，是想等钱到手后，请你尽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想到丈夫的腿一向怕冷，西装裤又太薄不足以御寒，俞大彩这才不再劝丈夫休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之后，傅斯年就因病逝世。前来悼念的好友和学生来到傅老的家中，久久不愿离去。俞大彩哽咽着回忆起丈夫的往事，讲到棉裤这一段时，含着眼泪说，丈夫积劳成疾，自己一向不忍心让他深夜赶稿。“那日他又要熬夜，若不是因为他说要换来稿费做棉裤，我也不会任由他辛劳。”
众人听了，欷歔不已。一旁的董作宾坐不住了，他掏出一个装钱的信封，塞到俞大彩手中说：“这就是那笔稿费，先生嘱托我交给你的。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了他，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
“不，这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一个学生站起来，搁下一沓钱说。几天前，傅斯年听说学校里有个贫困学生交不起学费：就掏钱资助了他。“我们知道先生清贫，不肯收他的钱。但他说不碍事，这是刚刚得来的稿费，还不知该如何用呢。”
原来，傅斯年为了让妻子不心疼自己，才将“做棉裤”当做赶稿挣钱贴补家用的借口；为了让上不起学的贫困生安然接受他的馈赠，又撒了个善意的谎，将自己的积蓄称做不知所用的稿费。到了生命的最后，傅斯年惦念的仍是亲人和学生。这位国学大师虽然晚年生活清贫，但他对周围人的爱依然是那么丰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