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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来了有好酒

郁达夫游历很广,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安徽、福建、上海都长居过,还到过山东的青岛、济南等地,抗战后到新加坡,最后迁居苏门答腊,可谓尝尽天下美食。

他交友也同样广泛,朋友很多,而朋友们在一起又往往少不了吃吃喝喝。比如与柳亚子、鲁迅、沈从文等,互相之间的饭局记载充满了各自的日记。

郁达夫与鲁迅的交往是美食与美酒的精彩碰撞,从1923年相识到1936年鲁迅逝世这13年中,两兄弟你来我往,喝了多少酒,吃了多少菜,又在酒桌上喝醉呕吐了多少回恐怕很难说清,“达夫招饮”的记述也每每见于鲁迅日记中。

郁达夫日记中对此亦有细致的记录:“午后打了四圈牌,想睡睡不着,就找鲁迅聊天,他送我一瓶绍酒,金黄色,有八九年光景。改天找一个好日子,弄几盘好菜来喝。”

这种默契舒适的交往,欢乐而温暖,在当代文人中很少见了,很让人向往。郁达夫记录的这种互赠美酒的细节,让我很感动,也勾我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一帮诗人朋友经常喝酒聊天的往事。

那个时候没有多少钱,买不起瓶装酒,常常喝散酒,几毛钱一斤,瓶装酒要两三元钱一瓶。有一年冬天,有个开大货车的哥们儿穿着一件军大衣来找我,兴奋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两瓶泸州二曲,说:“二哥,今天咱们喝好酒!”

我顿时眼睛一亮,马上抓起来,放到办公桌下的柜子里,说:“这么好的酒,今天喝太浪费了,我们过年再喝。”当时我做老师,一个月只有50多元的工资,他开货车能挣到上千元,便经常搞些好酒来。

另外一次是和诗人李亚伟,他也穿一件军大衣来找我喝酒(那时时兴穿军大衣),拿一瓶泸州二曲,两人喝了之后,还觉得不过瘾,李亚伟借着酒劲儿就说:“二曲算个屁,等老子稿费来了要喝泸州特曲!”当时是1986年,我们这些“地下诗人”已经开始逐渐得到官方刊物的认可,陆续发表诗歌,有稿费拿了,喝酒也更豪气了一点。

郁达夫和鲁迅的交往充满了浓浓的酒气,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醉意已超越了酒本身,这种醉更有一种朋友的情谊在里面。

鲁迅有一首著名的诗《自嘲》,就是在郁达夫做东的饭局上作成的。1932年4月5日在聚丰园,郁达夫请鲁迅夫妇、柳亚子夫妇边喝边聊。鲁迅晚年得子,对许广平很疼爱,生完孩子的两年中,鲁迅花费了很大心血照顾他们母子。郁达夫饭桌上就打趣说,你这些年辛苦了吧。鲁迅有些腼腆,当场回答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主要指对自己的儿子和老婆,而小时候我们接受革命教育,说鲁迅这是“为人民”,人为拔高了。这首诗中还有两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如果当时看到,肯定会觉得鲁迅格调不高,不是“人民卫士”了。

与郁达夫喝酒吃肉时的鲁迅是更本色、更接地气的,也是更可爱的文人。

酒肉与诗歌恐怕很难分开,鲁迅在饭局上作诗这样的事,我们那个时候也干过不少。

每次喝完酒之后,我们常常朗诵自己作的新诗,有时候还闹出笑话。记得一次诗人马松兴奋地站到桌子上朗诵自己的新作,酒喝得太多,刚朗诵了两句就记不得了,伸手摸口袋里的诗稿,哪知道一下子摸出一张收据,又摸出一张粮票,马松醉眼迷离,还拿着粮票认真地看诗句在哪里,引得大家大笑不已。

2007年的一天,诗人张枣从德国回到中国,喝了酒以后,用俄文朗诵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帆》,还朗诵普希金的诗歌,非常深情投入。那时的我们非常快活。

有一个巧合是,鲁迅和郁达夫都患有肺结核,我想这可能与他们忧郁、爱生气有关。

但郁达夫与鲁迅相比,性格上更加开朗些,他的夫人王映霞做菜也更好,更懂得如何照顾他,常常熬鸡汤、炖甲鱼,用黄芪炖老鸭给郁达夫补身体。黄芪是补气的,与老鸭同炖,可以治痨热、骨蒸、咳嗽、水肿。

除了鲁迅和郭沫若,郁达夫还常与他的兄弟们,如楼适夷、王鲁彦等喝酒。一次大醉,郁达夫被巡捕带回了看守所,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牢里,吓了一跳,以为自己搞左翼文化运动被揭发,慌忙做好受审的准备。巡捕过来,斥责他深夜醉酒,触犯了治安条例,把他当作一般的酒鬼,这才让他松了一口气。

抗日战争期间,郁达夫先是去了新加坡,后来被迫到苏门答腊,改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坊,给日本人送酒,当翻译掩饰身份,从事营救华侨和文化名人的地下活动。因为环境危险,他怕误事,居然戒了酒。

1945年9月,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尸骨至今都没有找到。消息传到国内,胡适评价他的一生说:“郁达夫生于醇酒美人,死于爱国烈士,可谓终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