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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四等爱情”

夜深了,一轮皎洁的圆月孤悬天际,星云缥缈。从上海开往北平的客轮,航行在茫茫的渤海上,隆隆的马达声,掀起层层白浪。甲板上,阗无人声,陈寅恪独立船头,海风把他的蓝布长衫吹拂得猎猎作响。这天,恰是中秋,海天一色,四野寂寂,他的心,被一股巨大的情感攫住了,他脱口吟道:“赢得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

他,想念新婚妻子唐筼了。

陈寅恪十三岁东渡日本,后游学欧美,二十余年潜心学问,能读十四种文字,会说五国外语,能听懂八种语言,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在清华园,他以学识渊博著称。在情感上,他虽年近不惑,却未婚娶,也没爱情经历。他甚至不讲究衣着,夏秋季穿蓝布长衫,冬春季一身灰长袍、青布马褂,腋下夹着蓝布书包。在水木清华西装革履的教授中,他特立独行,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陈寅恪情感上的“晚熟”,急煞父母。家人开始好言催促,最后父亲陈三立厉声警告他:你若再不娶妻,我将马上代为聘定。陈寅恪看父亲着急上火的样子,才感觉事态严重,只好请求宽限时日。只是婚嫁之事,哪急得来呢。

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一次闲谈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儿说:“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孙女,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南注生是唐景嵩的别号,唐景嵩是中法战争时请缨抗法的封疆大吏。他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每次读来,都热血沸腾,对唐景嵩也仰慕已久。陈寅恪当即决定冒昧登门拜访这位女教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体育教师的唐景嵩的孙女唐筼。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唐筼,从小饱读诗书,能诗会画,能唱会跳,是当时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见,情投意合,相见恨晚。不久,三十八岁的陈寅恪与三十岁的唐筼,缔结了偕老之约。

在上海喜结连理后,陈寅恪因清华开学在即,乘船离沪返校,唐筼因要安葬母亲,留在上海,不能同行。中秋月圆,茫茫的渤海上,陈寅恪第一次品尝到爱情的甜蜜和新婚即别的苦涩。他不曾想,等待他们的,是更多的艰辛和磨难。

陈寅恪是典型的学者,他全部生命燃于学问,生活中他却笨拙不堪。唐筼婚前不识柴米,但作为一个老把油灯打翻的书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学着下厨、养花、种菜、育儿,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她的聪明才智,都用来照顾丈夫,解除他的后顾之忧。陈寅恪喜欢吃面包,唐筼就自制烤面包架。抗战后期,陈寅恪神经衰弱症加剧,又因用眼过度,视力日益衰退,导致视网膜脱落。壮年目盲,陈寅恪顿时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筼温柔体贴地安抚丈夫身心的创痛,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并承揽家中书信的回复。陈寅恪的许多诗篇都是她一笔一画笔录下来的。有一年,助手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是她,毅然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他视她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

为给体弱的陈寅恪增加营养,唐筼买来一只怀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后,她学着挤奶。每天早晨,先把母羊拴在柱子上,洗净母羊乳头,半蹲下来,把碗固定在地上,然后俯身用双手轻柔地挤压羊乳。挤满一碗羊奶,她已头昏目眩。大女儿出生时,她患心膜炎并发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没好好休养,又终日操劳,她孱弱得如风中的芦苇。

漫天硝烟的流离乱世,他们数度搬家,但只要稍得喘息,她就会把家布置得温馨安适,刻意营造一座充满情趣的“52号寓所”——他们最初的爱巢。柏树为篱,植两株能结子的葡萄藤,篱下栽一畦瓜果,点两行扁豆,搭一架简易牵牛花架。不轻易赞许人的陈寅恪,也不禁为她写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的诗句。结婚二十八周年纪念日那天,他赋诗赠她:“同梦忽忽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侏儒方朔俱休说,一笑妆成伴白头。”这一对患难夫妻,情深义重,相扶相携,人生路坎坷,他们走得艰难却幸福。

建国初的二十年,政治运动迭起,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一直处于运动的风口浪尖。丈夫心忧身残,女儿们劳燕分飞,唐筼伸出干瘦的臂膀,守护着他,守护着风雨飘摇的家。他的各种“声明”“抗议书”,所有“交代材料”,全出自她的手笔。他被批判,被“打倒在地”,还要被“踩上一脚”,个中的精神痛苦、心灵愤懑,她感同身受、锥骨刺心。她深知丈夫的价值,不希望他垮下去,竭力搀扶着、鼓励着他。日渐灰冷的人生旅途中,她以非同寻常的乐观,抹开丈夫难展的愁眉,她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稍可喘息的空间。陈寅恪发牢骚:“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

每逢丈夫生日,她都奉上诗作,慰藉他日渐灰暗的心。“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旧景难忘逢此日,为君祝寿进新醅”,诗中从没愁情怅意,只一味地云淡风轻。她寻找各种机会将生的快乐和美好呈现给丈夫,像冰天雪地里聪慧解语的水仙,相伴他这风雨黄昏中孤独的寒梅。有了唐筼在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支持,身残体弱的陈寅恪,凭借超人的毅力,在风烛残年,完成了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等著述。

短短的人生,有无尽的磨难。古稀之年的陈寅恪,洗漱时滑倒,摔断右腿股骨,住院七个月后,股骨仍不能长合,自此长卧床榻。“文革”开始后,护士辞工,银行存款又被冻结,每月仅有二十五元的生活费,唐筼拖着恹恹病体,竭力护理。后来,他们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寂寞销魂人”的陈寅恪,衰弱得只能进一点汤水类的流食。凄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而唐筼的心脏病日趋严重,几近瘫痪,又屡屡被“革命小将”乱拳打倒在地。

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知不久于人世,绝望、悲苦、感伤,怜唐筼之不易,叹命运之不公,给她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他告诉她,纵然身赴九泉,定会在黄泉路上安心等待为他泣血眼枯的亲人——他的爱妻唐筼。

1969年10月7日,有着“花岗岩脑袋”的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陈寅恪死后,唐筼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流下一滴泪。她默默地料理完他的后事,悄悄地安排好自己的后事。生死相随,生命相依,她没有让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

五四运动时,陈寅恪尚无情感经历,有人问他的爱情观,他侃侃而谈: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为之死;二等爱情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爱情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爱情是相守一生;五等爱情是随便乱上床。照此说法,他和唐筼只能算四等爱情,但这四等爱情,他们用一生来书写,写得力透纸背,大气磅礴,胜却人间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