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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莱的张爱玲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

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由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30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的。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20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为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这是胡兰成40多年前的话,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半生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她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爱玲从上海寄来的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坐船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麦道伟文艺营提供的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着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和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7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我比张爱玲晚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着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滑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30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门,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10年,然后,离开。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8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8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