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与罗马的中文
1715年8月17日，一艘葡萄牙船抵达澳门。意大利青年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站在船上，长达15个月的漫长航行终于结束，展现在眼前的海岸线让他兴奋不已。他27岁了，受耶稣会派遣到遥远的中国传教。
这是康熙五十四年，清朝政府与罗马教廷的一场冲突正愈演愈烈。
自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以来，西方的传教士一直尊重古老中国的传统，允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和敬孔，并相信他们所说的“天”与天主教的“唯一真神”没有区别。这被称为“利玛窦规矩”。尽管不是所有传教士都像利玛窦一样，穿着中国的长袍，蓄起胡子，小心翼翼地与中国的读书人和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平定台湾以后，康熙皇帝开放了海禁，大批西洋传教士远渡重洋到东方传播福音。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召入皇宫，在掌管天象历法的钦天监任职，甚至有人参与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全国土地的测量。
然而在康熙皇帝50岁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1704年，罗马的教皇克莱芒十一发布了一项针对中国信徒的禁令，禁止用“天”、“上帝”来称呼“唯一真神”，不许祭祀孔子和祖先，甚至不得进入孔庙和家族祠堂行礼。禁令在一年后传到中国，罗马的傲慢触怒了康熙皇帝，他将前来中国宣布禁令的多罗大主教驱逐到澳门，并命令长期居留中国的传教士领取内务府颁发的信票，拒绝领票的，一概遣往澳门。结果有近四成传教士因为坚持教皇的禁令而被驱逐。
这场风波被称为“礼仪之争”，玄烨试图与罗马对话解决这一问题，他在康熙四十四年到四十七年派出三批耶稣会士出使罗马，然而三批使者要么葬身大海，要么无功而返。
就在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抵达中国那年，罗马教皇再一次发布了强硬的命令，要求所有在中国的神职人员宣誓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被停职甚至断绝给养。他们宣誓的签字将被送往罗马。这份圣谕没有被告知清政府，而是直接传布给了在华传教士。
仍然期待通过使臣解决问题的康熙皇帝被彻底激怒了。几年后，他在一份罗马教廷使者带来的信中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至此，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完全破裂。
宫廷洋画师
幸运的是，玄烨并没有因为“礼仪之争”而憎恶西方的一切。这位君主1707年还下旨给广东的督抚，新到中国的西洋人，若有技艺巧思，或者是医生，急速送来北京。这道命令在11年后又被重申了一次。
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就在这么一个微妙的时间抵达中国。他从澳门转道广州，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郎世宁。他对广州的官员说，自己不仅是传教士，也是个画家。当康熙皇帝从他的臣子那里得知有一位欧洲画家到来时，立刻下旨让他赶往北京。
在去北京的路上，郎世宁看到的景象应该是欣欣向荣的。明代从美洲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得到推广，统治者推行休养政策，人口和经济都在恢复。皇帝甚至开通了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与外国商人做生意。白银正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
郎世宁抵达帝国的都城时已经是11月，康熙皇帝接见了他，让他到内务府造办处供职，并把他安置在东华门外的东堂居住。那是在1655年顺治帝赐给两个西洋神甫的土地上建起的教堂。郎世宁开始了宫廷画师的生活。每天早晨，他从东堂步行到东华门，7点向宫门禁卫报到，然后进入养心殿旁的一间画室作画，同时学习汉语和满语。
在皇帝的要求下，他开始学习中国画的技法，但在郎世宁看来，中国绘画的远近透视观念错误百出，他试图说服康熙皇帝设立一所绘画学校，教授西方美术的观念，但没有被采纳。郎世宁也发现，尽管这位皇帝对西方科学兴味盎然，但是整个帝国，像皇帝这样的人寥寥无几，大臣们只是把这些当做皇帝闲暇时的消遣。
康熙在几年后去世，继位的雍正皇帝命令郎世宁向中国的宫廷画家传授欧洲油画的技艺，西洋的绘画技巧开始在清廷内府流行。在一幅表现端午节时令的绢本设色《午瑞图》里，郎世宁画了插在青瓷瓶里的蒲草叶、石榴花和蜀葵，他用色彩深浅和光影明暗的变化展示出花叶和瓷瓶的立体感，瓷瓶肩部有一块明亮的高光，是中国画中从来没有过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日子却过得每况愈下。新皇帝登基头一年，福建就有信教的儒生脱离教会，向官府控告传教士聚敛民财。雍正皇帝决定采纳闽浙总督的建议，于是比康熙更加严厉的措施开始了。各地教堂纷纷被改造为寺院、学校、仓库，甚至遭到拆毁。
蛰伏圆明园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几乎与此番禁教同时，皇帝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郎世宁被派到园中，全心全意地绘画。他按春、夏、秋、冬四季12个月的顺序，在丝绢上画出皇帝按照时令观灯、踏青、赏花、饮酒等等游玩的场景，背景就是圆明园。这一套绘画被称为《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
在圆明园，郎世宁遇到了25岁的爱新觉罗·弘历，那时候他还是宝亲王。年轻的亲王很喜欢这个西洋画家，时常到造办处看郎世宁作画。1735年，雍正病死，弘历即位，即乾隆皇帝。他把造办处升格为如意馆，郎世宁被提升为首席画师。圆明园依然在扩建，郎世宁于是担负起西洋楼设计督造的任务。海宴堂外有12个报时水力钟，郎世宁把它设计成十二生肖，以铜铸成兽头，按时喷出水流。这就是着名的圆明园12兽首。
扩建后的圆明园面积达3000亩，24000名皇家卫队士兵在周围日夜巡逻。东方帝国的宏伟工程让郎世宁惊叹，他画出了长春园西洋楼十景，包括着名的谐奇趣、蓄水楼、方外观、海宴堂、远瀛观和大水法。
和他心胸开阔的祖父不同，乾隆皇帝对西洋的绘画和建筑虽然表示欣赏，但对西方技术却不感兴趣。在他83岁的时候，一支试图与清帝国建立通商关系的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乾隆对英国人带来的火枪、军舰模型视若无睹，却对他们是否肯行跪拜之礼大加问责。
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一次大规模的禁教活动在全国展开。福建巡抚周学健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写道：“历来白莲、弥勒等教聚众不法，皆无知奸民借此煽惑，乌合之众，立即扑灭。天主教则不动声色，潜移默诱，使人心自然乐趋，以至固结不解。其意之所图，不屑近利，不务速成，包藏祸心，而秘密不露，令人堕其术中而不觉。较之奸民所造邪教，为毒更深。”
乾隆对此深以为然，下令“立即查拿”，“按法惩治”。在后来的近十年里，中国地方官员都在严厉执行皇帝的旨意，驱逐传教士。与此同时，帝国开始了对新疆地区的平叛战争。郎世宁和他的同僚们奉命绘制了一共16幅的《平定西域战图册》，以纪念这场胜利。
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发下圣旨，将从康熙二十四年始开设的厦门、宁波等对外贸易港口关闭，只留广州一口通商。从此，清政府彻底闭关锁国。郎世宁依然在清宫为皇帝作画，作为传教士而来的他没有传过一次教义，却在中国留下众多画作，它们被收藏在皇家宫殿，直到一个世纪以后，乘船跨海而来的英法军队攻破皇城，将他们几乎洗掠一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7月16日，在离78岁生日还差三天的时候，郎世宁在北京病逝。
郎世宁在死后被赐予侍郎之衔，在总计536卷的《清史稿》里，对他的全部记述是：“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值，高宗（乾隆）尤赏异。凡名马、珍禽、异草，辄命图之，无不栩栩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焦秉贞，最早学习西洋画技的中国画家）等所及。
这位老人刚刚抵达中国的时候，世界还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当他带着东方皇家的荣耀死去时，工业革命的大幕已经在遥远的故乡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