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范文网欢迎您!
首页 >  实用工具 >  文摘 >  人物 >

与传言不一样的韩复榘

2013年4月,由韩复榘次子韩子华口述、周海滨执笔的《我的父亲韩复榘》出版。书中完整地再现了韩复榘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了一个与传言不一样的韩复榘。

很多人认为父亲是山东人,这是错误的。父亲出生在河北省,是典型的中国北方汉子。他身高180厘米左右,略瘦,却很健壮,皮肤白皙。李宗仁对他的第一印象不是预料中的赳赳武夫,而是“白面书生”。

父亲表情刻板,不苟言笑,几乎没有任何肢体语言。他说话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说话很慢、很简短,但语气很坚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父亲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过良好教育,说话从不带粗口,即使发脾气骂人,也是如此。

父亲出任山东省主席后,依然保持老西北军的简朴传统。他平时穿一身灰布军装,白布袜,黑布鞋,与士兵的区别仅在于不打绑腿,只有在阅兵或谒见蒋介石、冯玉祥时才认真打上绑腿,这时再看上去简直就是一名大兵。他若是去南京或北平开会,会正式一点,换上黄呢军装或一袭长袍。

父亲一生与裘皮、绸缎无缘,但也有例外:他有一件羊皮军大衣,那是当年冯玉祥赏他的,留作纪念;父亲爱用白绸手绢,母亲曾对我说:“你爸爸身上最讲究的就是这两块手绢了。”

父亲当过骑兵团长,平时又酷爱骑马,但他从不穿长筒皮靴。父亲晋升二级上将后,南京方面发给他一套金碧辉煌的军礼服,装在一个很考究的箱子里,他一次也没穿过,连着装照也没有。

父亲之所以如此,并非出于低调,而是觉得穿上这样一套行头像舞台上的戏子,很滑稽。他从来不戴任何勋章、奖章,也并非出于谦虚,倒是因为自负,他自命战功卓着,尽人皆知,无须戴那些小零碎儿来炫耀。

父亲吃饭很随便,平时在办公室单独用饭,每餐两菜一汤,都很平常。他爱喝酒,尤其爱喝老家酿造的老白干。下酒菜永远是两小碟,一是香椿炒鸡蛋,一是小葱拌豆腐。父亲酒量很大,每次饮半斤白酒毫无醉意,但也会以此为度,从不酗酒、醉酒。

父亲的烟瘾很大,而且只吸软装大号哈德门牌纸烟,当时这是一种很大众化的烟,有钱人一般都要吸罐装“绿炮台”。父亲吸这种廉价烟也未必是出于节约,可能是他在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养成的习惯。

父亲出身“草根”,也许是曾经遇到过太多的不公平,他坚持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从来不乘人力车和轿子。他认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莫过于人拉人、人抬人。他严禁家中仆役称呼主人为“老爷”“少爷”。于是,我们弟兄三个分别被称为“大学生”“二学生”“三学生”。一次,父亲偶然听到一个仆役管我二伯叫“二爷”,立即尖刻地训斥他:“你就那么爱当孙子?”从此,“二爷”变成“二先生”。

父亲并不嗜赌,私生活也是严肃的。父亲与青岛市市长、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私交甚笃,他每次去青岛,沈鸿烈必盛情招待。

一次,沈鸿烈向何思源谈起父亲当年去青岛的往事,说:“韩先生这个人真奇怪。你说他好赌,他只打打麻将,而且打上几圈就让给别人;你说他好嫖,他常常睡干铺。”自以为对韩复榘的脾气秉性相当熟悉的沈鸿烈,百思不得其解。

父亲是个骄傲的人,他自尊、自信、自负,他的“傲”在西北军是有名的。

若干年后,何应钦与何思源谈起父亲之死,何应钦说:“韩被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听命令,二是刚愎自用。”

西北军人都知道,韩复榘胆大包天。有人说:在韩复榘的字典里,没有“怕”字。父亲当年发动“甘棠东进”,率领一万子弟兵与十几万西撤的大军背道而驰,擦肩而过,令人瞠目。

当冯玉祥雄踞北国、如日中天时,父亲敢于离他而去;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土崩瓦解,冯玉祥走投无路,父亲把他恭迎到泰山,完全不考虑蒋介石的感受;石友三被“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联手打垮、通缉,只有父亲不怕结怨蒋介石、张学良,把落魄的石友三藏进山东省政府。

七七事变后,当时备受官方与民间误解的张自忠逃离日本人控制的北平,首先想到的是去济南,而不是别的地方,因为他最了解父亲的性格。父亲桀骜不驯,率性自由,从不轻易服从,对绝大多数国人早已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一种本能的抗拒。

傅瑞瑗于上世纪8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韩先生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受一点气,不能忍,太容易冲动,‘小不忍,则乱大谋’,最终落一个悲剧的结局。”

父亲每月薪俸675元,特别办公费1000元,特别开支费2万元,这些都是在预算以内。特别开支费包括支付顾问、参议的薪水、车马费,以及馈赠、应酬等项开支。另外如冯玉祥带一营卫兵在泰山居住两三年,亦由此款供给。

父亲去世后,何思源曾追问财政厅长王向荣,韩复榘是否还有其他收入。王说,财政厅有一项牌照税收入,每年十二三万元,全部给韩主席。这样,韩复榘个人每月可自由动用的钱不过3万元。“纵令侵吞贪污也是有限度的,比之那些贪得无厌,拥资亿万的大军阀,真是小巫见大巫。

父亲生前曾有三处房产:一处在北平,是张学良送的;一处在青岛,是沈鸿烈送的;一处在南京,人称“韩公馆”,只有这处房产是他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自己花钱建造的。当时各省疆吏,为表示服从中央,纷纷在南京购置房产,他当然也不能例外。

“韩公馆”建成后,冯玉祥一家搬进去住,直到南京沦陷,房屋毁于炮火,父亲及我们家人一天也没住过。

父亲不敛财,也不理财,究其原委,主要是没兴趣。在西北军时期,军中就流传“大大咧咧韩向方”之说。无论是在西北军,还是在山东,父亲即使算不得穷人,也绝不是什么有钱人。

西北军解体后,前西北军人纷纷投资银号、公司、货栈等,即使副官、参谋也动辄入股几万、十几万,而父亲仅在东亚毛呢公司有股,此举纯属为公司董事长宋棐卿捧场,并非为牟利。

父亲有没有贪污受贿,山东的民营企业家最有发言权。黎重光回忆当年在山东捐款赈灾的事:“1931年,山东境内黄河泛滥,韩复榘发起募捐,赈济灾民。我适在天津,中兴总公司给我一电,叫我到济南见韩,面交捐款两万元。总公司又给我一信说,韩复榘好名,要投其所好,钱花在刀刃上。我发一电致韩,告以中兴公司捐款数字。他复我一电,欢迎我去。我到济南,先在交通银行办好两万元支票,亲自送交韩复榘。他大为高兴,在珍珠泉北面一厅中设宴款待我……韩复榘自命清廉,对于他的拉拢不能用金钱,而要用别的办法,如前面已讲过,响应他的号召,捐款赈济山东水灾。”

父亲个人生活很节俭,但该花钱的地方则出手大方,从不吝惜。老长官冯玉祥及其卫队住在泰山,每月9000元的开销全部由父亲个人可自由支配的3万元中支付;一些前西北军袍泽、北洋政府时代的失意军人、下野政客找到济南来,父亲都冠之以顾问、参议的名义,按月送钱。这些钱也同样来自父亲个人的“特别开支”。

父亲个人还资助过不少家境贫寒的青年学子和军官到国外留学,每年按期汇款到国外,直至离世为止。反之,父亲对某些南京政府大员的“敲竹杠”却一毛不拔。贺耀祖曾任蒋介石的参军长、徐州行营主任、军委会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一次,贺耀祖致信我父亲,说南京同事薪水皆不够开销,拟向父亲“借”18万元,以便偿还债务。

地方官主动向京官“进贡”,本是官场约定俗成之潜规则。父亲不识时务,等人家京官都放下身段张嘴“借”钱了,他居然还不答应!孙桐萱劝他:“不能多借,可以少借,需要应付一下,敷衍敷衍面子。”他仍是不“借”。后来据孙桐萱说:“此事不但得罪了贺本人,当然也得罪了南京方面的另外一些人。”

上世纪30年代,有记者发现名妓赛金花尚在人间,困居陋室,一时间,赛氏又成为新闻人物。

1936年秋,父亲从报上得知赛金花的消息,以其垂老之年,贫病交加,晚景堪怜,乃资助她国币100元,由国文学校转交。此事公诸报端,一时传为佳话。

坊间流传父亲的笑话很多,无非是说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

有人以为行伍出身的韩复榘只是一介武夫,略通文墨而已,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父亲出身耕读之家,我祖父是一位秀才,以教私塾为业。父亲自幼随祖父在塾读书多年,对儒家的典籍有根基,参军后南征北战,但仍保持良好的读书习惯。

当代山东着名学者、教育家徐北文撰文称:“韩复榘在西北军以能诗文、擅书法发迹。他在山东主政后,把一些术士、僧道统统赶出衙门,并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赵太侔等新派文人。韩与张宗昌的不同,是由于文野之分。至于韩复榘在民间传说中已成为粗鲁无知的军阀典型,其实不确。笔者幼年时,曾瞻望其风采,颇有老儒风范,其诗亦合平仄,通顺可读。”

梁漱溟对韩复榘的评价是:“韩复榘作战勇敢,又比较有文化,方深得冯玉祥的重用和信任,一步步提拔,而成为冯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著名学者、教育家于植元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讲:“有一年,我和侯宝林先生在一起半个多月,我说,你那个相声《关公战秦琼》得改,为什么?因为韩复榘虽是军阀,但他是一位学者。他的古文字学、音韵学的修养很深,诗写得好,字也不错。记得黄侃先生有一次在北京讲学,回来很激动地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才——韩复榘,那么多人听我讲学,只有韩复榘全懂。他对古音韵学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他诗写得好,字写得好。’沈阳故宫里有他的字。写文艺作品的人误会了他,他们是把山东督军张宗昌的事给韩复榘安上了,相声上这么一讲,韩复榘就是鲁莽之人了,这个东西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不学历史,只看文艺作品,看电影,听相声,以后还不一定把人都教成什么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