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机会到浙江上虞，问起陈梦家（1911-1966），大家不太了然。从诗人到学者，一个值得崇敬的人，惜今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记得王世襄在世时，我听他谈得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张葱玉，一个是陈梦家。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梦家还在的话，那明代家具研究的着作。就肯定轮不到我写了！”陈梦家于逝世12年后，终获平反。如他夫人赵萝蕤所说：“深可惋惜的是，他死得太早……他还可写出许多着作，为他所热爱的祖国现代化增加一些砖瓦，但是他没有能这样作。”（见《新文学史料》）这无奈的话，恳切、诚实，但听起来令人辛酸。那是1979年“文革”刚结束时说的。
陈梦家，出身于一个上层知识分子的小康之家，诚如赵萝蕤在《忆梦家》中所述：“他的父亲陈金镛老先生曾任上海广学会编辑，是一位非常忠厚纯朴的长者。”梦家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受教会学校欧美思想的教育，这样的生活环境，无疑日后造就了他充满矛盾的思想、气质与个性。“梦家在中央大学学的是法律，最后得到了一张律师执照。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十六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便出版了他的第一册诗，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读书生活散记》216页）当然，他的一举成名，离不开两位老师兼诗人的器重与教导，一是闻一多，一是徐志摩。
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编，陈梦家实际编辑的《诗刊》季刊，终于在上海出版。撰稿人除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前期新月诗人和南京诗人群成员外，还有林徽音、卞之琳、孙毓棠、曹葆华等新加入的北京青年诗人，这标志着“后期新月诗派”的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陈梦家已成为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就我多年读陈梦家的诗，觉得于中国新月派诗人群体中，他的诗艺、独具的形象与灵魂，比闻一多、王统照的诗，似略胜一筹。这也使我迄今还能背诵他的一些诗：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一朵野花》）我悄悄的走了，沿着湖边的路，留下一个心愿；再来，白马湖！（《白马湖》）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摇船夜歌》）读这样的诗，清新，朴实，又具象征，令人难忘，让我遥想。
然而，陈梦家也有新写实主义的诗，那是他亲临战场写出的诗。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陈梦家与同学亲临火线，抢救伤员。当年有人说：“杨绛和赵萝蕤，钱锺书和陈梦家，也算得上旗鼓相当。”有故事说，在某次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科考试答辩会上，两人相遇。陈先生见钱先生进来，招呼道：“江南才子钱锤书。”钱锺书随口即应：“上虞诗人陈梦家。”
“作为诗人，梦家的创作生涯前后只七八年。”赵萝蕤说，“1934年至1936年，他在燕京大学攻读古文字学。从此以后，他几乎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古史与古文字的研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梦家与赵萝蕤离开北平，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从1938年春到1944年秋，陈梦家除教书外，仍孜孜不倦致力于古史与古文字的研究。在西南联大时，他撰有《老子今释》《西周年代考》等。
随后，夫妇俩经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从昆明经印度去了美国。陈梦家除了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外，还游历了英、法、荷兰、瑞典等国，目的是收集青铜器的资料，编写一部流落海外的青铜器图录。约三年时间，他完成了在美的研究任务。
那时，国外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均表示赞赏，就连喜欢收藏的瑞典国王以及瑞典最着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也不无敬佩他。当时，罗氏基金会的负责人希望陈梦家能永久留在美国工作。然而，他仍回到了清华，心中只希冀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给自己的祖国。赵萝蕤后来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经劝告许多欲去台湾的专家和学者。他怀着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清华、燕京的解放。”
令他想不到的是，1951年即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据巫宁坤先生说，那时学校的大喇叭里发出通知，要全体师生参加统一的工间操。作为诗人的陈梦家，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是‘1984’（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讽喻小说，写假想中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未来社会）来了，这么快！”之后，全国高校开始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了。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批判后，离开了学校，被分配到中国考古研究所。
约30年的工作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文字学》《殷墟卜辞综述》《尚书通论》《西周铜器断代》等大量着述，留下了近千万字的学术与文学作品。他不幸逝世时，尚有200多万字文稿未及整理。
1957年，陈梦家被划为右派，是史学界着名的五大右派之一（余为黄现瑶、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年龄最小）。据谢蔚明回忆：“当年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其本意是在争鸣，符合‘双百’方针，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正和毛主席的宏文同一天见报。陈文于5月15日刊于《文汇报》，同一天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也在全国各大报纸见报，成了‘唱对台戏’，党组织于是就召开批判会。”
陈梦家被划为右派后，赵萝蕤因受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写到此，我想起1935年8月，陈于燕大自编的《陈梦家自选诗集》序言中最后的话：“多谢萝蕤，这集诗的选定，大半是她温暖的鼓励和谈心，使我重新估价，赐我有重新用功的勇敢！”可见他们俩是一对互相激励、亲切温馨助学术伴侣。
陈梦家被划成右派后，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做研究，曾经——度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干踩水车等农活。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被“斗争”。他们的家被抄，住房被别人占用。8月24日那晚，陈梦家在被斗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对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过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他们不准陈梦家回家。陈梦家写下遗书自杀，但终未遂。十天以后，陈梦家再次自杀，9月3日，死于非命，年仅55岁。“世乱为儒贱尘土，眼高四海命如丝”，这是当年的陈梦家，与—千千万万—同受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诚如他于1932年3月16日在青岛所写的一首诗所述：也许他淹在河里／也许死在床上／现在他倒在这里／僵着没有人葬。也许他就要腐烂／也许被人忘掉／但是他曾经站起／为着别人，死了！（《一个兵的墓铭》）
陈梦家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曾经站起”，也“为着别人，死了”，人们是不会忘掉这位赤诚的诗人和学者的。鲁迅曾说：“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如今，陈梦家去世已近半个世纪了，他究竟是受何人所害而死，至今似难分辨，但终究是应验了陈梦家曾喊出的一句话：“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陈梦家虽歌唱过“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新月张开一片风帆”，可那时，已没有了他理想中的新月，更没了小星去点亮他人生的桅杆。他曾吟出“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自己的歌》），而1966年的那天晚上，一个诗人与学者的血，真的被榨出来了，但是酿出醇香的酒了吗？往事如烟，已无法究其所想所为了。令人痛心扼腕的是，这么一位大家，正是学术上最有成就之际，却过早地凋谢了。这真是人间莫大的损失与悲哀。我不禁想起宗璞对梁漱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指责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见《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如今，我只能引几句莱蒙托夫的诗，作为对陈梦家的哀悼。诗曰：“他们的心是不会理解诗人的。他们的心不能够爱他的心灵，不能够了解他的悲哀，不能够共享—切的欢欣！”
是的，“文革”那个时代的人是互相隔膜的，不可能理解世界的一切以及一切的人，唯一能崇拜的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当然，在那样的时代，更不知作为一个人的自由、民主在哪里；而那样的时代，岂能容下一个真正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