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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梁左

一个人没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记着也好,忘记也好,都是活人看重,逝者已经远去,再见面大概也早忘了这一世的事。

这一世梁左是个作家,写了很多字,大部分是让人高兴的,也留下了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这些文字是厚道的,其中闪动着他的为人。关于他的作品,最好让读者自己体味,无论如何那是他写给他们看的。在这里,我更想多谈一谈他这个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现在一想他,还能看到他生前的模样:忧心忡忡、急匆匆地低头走过来,抬起头时眼镜遮住了半张脸,十分疲惫的样子,欲言又止。

我和梁左是1992年认识的。当时,宋丹丹要拍喜剧电影,找我写剧本,我心里没底,想拉上一个“垫背”的。这之前听过梁左写的相声,觉得好,我所不及,就找他弟梁天要了他的电话,打过去相邀。

听这人的名字,以为是个张扬外向的瘦子,左嘛。见了面发现是个胖胖的好好先生,和梁天一样的小眼睛,隐在度数很深、有放大效果的眼镜后面,见人便带三分笑,说起话来字斟句酌,很在乎对方的反应,个别咬字上有点大舌头。没话的时候很安静,眼睛看着地,似乎怕被人注意,有些讪讪的。后来翻看他从前的照片,看到这副表情从小就挂在他脸上,几乎每一张照片上,只要他在笑,眼睛就是朝下的,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仅从这表情看,这人似乎很害羞,很谨慎,对这个世界充满紧张感,是个自闭的人。

后来成了朋友,接触多了,也见过他喜不自禁、高谈阔论和吃饱喝足的样子,还是觉得他是第一印象里给人的感觉。他爱热闹,见生人又拘谨,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他老要问都有谁呀,听说是不认识的人请,其中还有不认识的,他就犹豫,犹豫再三后说:“我就不去了吧。”这犹豫中有别人都在花天酒地自己却在家单吃的不甘心,也有拒绝别人时赔的小心。

听说都是朋友,就欢天喜地地答应,但还要反复摆架子:“你们都想我,好好,那我就受累去一趟。”到了地方又挑座位又挑菜,有时还挑服务员的理儿,譬如小姐端着蹄髈上来,说“您的肉来了”,他就说:“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的肉’呀?应该说‘您要的肉来了’。”后来大家养成了习惯,请他吃饭先说这么一套:“大家想您,没您不热闹,您就受累跑一趟。”初次见面的人会觉得他这人、我们这帮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虚头巴脑的,次数多了,知道是图个好玩,也跟着说。

梁左好吃,鸡汤翅、砂锅鱼头、炖老母鸡是他的最爱。没人请就自己掏钱“做个小东”。遇到这几样东西,他都要吃两轮,先跟大家吃一气,待大家放下筷子,他就要了毛巾,摘眼镜擦汗,让服务员添了汤端到他跟前来,仔细拣着,一根骨头不落地搁嘴里过一遍,然后灌汤。他在平谷插过队,经常跟人形容什么叫素、寡、肚子饱了嘴没饱。平谷是“京东肉饼”的发源地,京东肉饼也是他念念不忘、一说起来就垂涎三尺的美食。后来英达说,看来梁左是对的,吃什么都该点双份儿。

梁左是写喜剧的,读书的口味偏于历史掌故,我和他经常交换书看,他推荐给我的大都是这一类。我有一套《文史资料》,他一直想据为己有,我不答应,他就五本五本借着看,直到他去世还有几本在他的书架上。老看这些书使他的谈吐和打扮都老气横秋,一次他的脚得了丹毒,穿着便宜的呢大衣、拄着拐棍出来吃饭,我说他:“你可真像《人民日报》副总编。”我愿意和他一起出去,女孩见了都说,我们俩跟两代人似的。梁左嘲笑我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认为自己还年轻,他说人老了的特征不在保守而在维新。他还爱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说完狂笑,然后戛然而止,抬头望天,愣在那里,再看人,已一脸正经。他大笑时就是这样,稍纵即收,好像自己先怯了,又好像冥冥中被一个声音喝住。

梁左十分羡慕我的睡眠,他的睡眠是运动的,每天往后推两个小时,从黑夜推到白天,再一步步推回来。最拧巴的时间是晚饭当口,挣扎着吃几口就要回家眯一觉,醒来已是深夜。群众反映他经常一个人后半夜去各种酒吧独逛。为了调整回来,他一直吃安眠药,时而奏效,时而起反作用。有一阵子他把睡眠调整到夜里十一二点了,能连续睡五六个小时,他十分欣慰,比什么都幸福似的对我感叹:“还是白天好,街上都是人,商店也都开门,想去哪儿都行。”那几天他比任何时候都紧张,一到天黑就做睡前准备,也不打牌也不多聊,迪厅酒吧的门都不敢看,生怕兴奋了。过了几天,我看他又坐得住了,还张罗通宵牌局,问他,他说又改早晨睡了。后来他家楼上装修,他又添了一个毛病,睡觉时开着电视或录音机。

我一般只在晚饭时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是关了铃声在睡觉,接了他就说在赶剧本。一年四季他大都是一个人在家,人民日报社前那条摊贩街没拆之前,还见他孤零零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我跟他说剧本是写不完的,钱是挣不完的。他说是是,他是早晚要写小说的。他在潘家园市场买了本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日记,他准备根据这个日记写一部长篇,那里面有很多肺腑之言,掌握得当,能改变一代人的认识。他还有一个小说构思,跟《红楼梦》和红学家有关,听他讲已经很乖谬了,写出来一定是超讽刺。这两部小说都是一听想法就对,也适合他发挥,写出来就能占一席之地的。我劝他:“写吧,相声你也祸害了,情景喜剧你也是头牌,该往我们小说里搅和搅和了。”他美滋滋地说:“真的,全瞧我啦?”他对虚荣有一种孩子似的喜爱,拍《临时家庭》,投资方非要他做导演,一劝他就去了。听蔡明说,他在现场就爱听人家管他叫导演,一听就绷不住,闭着嘴张着俩鼻孔偷着乐。

大概是导完《临时家庭》之后,他说要写小说了。闲了半年,每天愁眉苦脸,昨天一万字了,今天只剩下三百字。我让他用刘震云那法子,先往下趟,最后一块儿改,像他这么弄,一个自然段就能改一年。他说道理他明白,可是做不到。他那不是写小说,是改笔路子,在我看那甚至是改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种活法,一个直通欢场,一个自断尘缘。他坚持了很久,又接戏了。一天他说:“没办法,得过日子,反正这俩小说在我脑子里,丢不了。”

他说他有忧郁症,自己查书吃“百忧解”。他说他跟我还是不一样,有些事我早看开了,在他那儿就是大逆不道。他说:“你相信有天堂吗?上帝呢?”他说他也想通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他说有人给他算命,只要活过43岁,还有43年寿命,这后43年别提多可心了,想要什么都有。他说太好了,从来没这么好过,以后不玩了。

现在知道,最后一夜,他在三里屯酒吧街转了两小时;10点左右给一个在云南的朋友打过电话,说他父亲丧事的事;之后去了一个朋友的酒吧,想跟人聊天,可是所有的人都在聊,他没能参加进去;凌晨4点去了“佰金瀚”桑拿,有朋友看见他脸上盖着小毛巾在桑拿室里睡着了,于是叫醒了他;上午10点邻居看见他拎着买的熟食回家,这之后没人再见过他。他的通话记录显示,在傍晚6点左右有打出去的电话,一个照顾过他的剧务在同一时间给他打进一个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准备热点东西吃。

法医鉴定他是当晚10点至凌晨两点之间去世的,胃内无食物。见到他最后一面的人说他很安详,面带微笑。桌上的录音机正循环播放着民乐改编的《梁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