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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

巴金和冰心有着70年的深厚友谊,在精神上彼此扶持一直延续到耄耋之年。从《收获》杂志近期刊发的98封两人来往书信便可略见他们的情谊。

“得来信和《文丛》,十分喜慰。知道你和靳以不断在努力,尤为兴奋。萧乾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应该传令嘉奖。巴黎的春天,是真美,可惜雨还是多一点……”这是1937年4月9日,冰心从巴黎写给巴金的信,也是现存最早的冰心写给巴金的信。

1994年1月3日,冰心曾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同年5月,巴金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关于巴金和冰心之间的友谊的细节,已有无数学者、作家或是亲历者撰文详述。

故事的开始,似在1933年。

那时,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

冰心后来回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做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在冰心眼里,靳以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比较沉默,腼腆而略带忧郁。

但巴金的沉默,冰心早已懂得。

那时,她已读过这位“小弟弟”的一些早期作品。她记得,他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他还说过:“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得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记得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尽管第一次见面,但巴金与冰心却如相知许久的故人。

巴金初见冰心时的沉默,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终见钦慕已久的“长辈”,难免腼腆。

其实,他们的友情早在1933年前已埋下伏笔。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伴着满园蝉声读冰心的诗《繁星》,边读边学写“小诗”。

虽然只写了十几二十首,但巴金说,那些“小诗”一直鲜明地印在他的心上,“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前面,而他,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

吟诗在前的,也许就是冰心。

巴金后来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1923年5月,巴金离家赴上海。经过泸县时,他特地上岸买了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繁星》带在身旁。

文字让原本陌生的两个人灵犀相通。

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有这样的默契作为基础,两人初识的一见如故,便自在情理之中。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得悉冰心经济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巴金跟冰心谈起她的着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冰心便将此事全权交给这位“小弟弟”。

巴金在经济上的鼎力相助,不仅让冰心感激,冰心的丈夫吴文藻也由衷感慨:“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是冰心的好友。

1938年,冰心举家内迁云南昆明时,巴金曾带未婚妻萧珊到冰心家拜访。

此后,萧珊任《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编辑,巴金常“怂恿”妻子向冰心约稿。冰心喜欢萧珊,对她的约稿自然不会敷衍马虎。在冰心看来,“那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文章”是不会给萧珊的,她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文章。

慢工出细活,可等稿等得心急的萧珊难保不连续写信催稿。她的信“又热情,又撒娇”,有时甚至调皮地写:“你再不来稿,我就要上吊了。”

1961年11月14日,冰心在给萧珊的回信中写道:“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我无时不在惦记你

生活注定不会一直风平浪静。

巴金与冰心两个人,或者说两家人的亲密交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不得不中止。“文革”中,冰心和巴金音信隔绝,直到“四人帮”被粉碎。

十几年光阴,并没有隔断两个人的友谊。他们始终在心底互念老友,不知对方是否安好。

1977年3月11日,巴金提起笔,给冰心写了十多年来的第一封信。他写道:“算起来11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到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

正是这封信,带来了久违的问候,也让巴金和冰心开始了北京、上海两地之间的鸿雁传书。信中,他们庆幸“重逢”,也谈“十年浩劫”。当听闻“又调皮”“又撒娇”的萧珊在“文革”中受迫害致病而死,冰心更为自己失去朋友、老友失去爱妻而痛心。

1980年4月,巴金和冰心受邀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巴金当年76岁,冰心比他还要年长4岁。访问期间,两位老人曾在一天晚上天南地北地开怀畅谈至午夜。

日本一别,到1999年冰心去世,19年中,由于两位老人年事渐高都经不住长途旅行,他们只有少数的几次会面,1985年后不复相见,完全靠书信沟通心灵。

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还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他亦曾感慨:“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而冰心则把巴金的信一直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里。

即便从未中断过书信交流,但1985年后,冰心仍总盼着能有机会再见巴金。巴金研究专家丹晨,就曾在回忆巴金和冰心的文章中提到,1985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冰心曾在信中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吗?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

巴金之前曾摔伤过腿,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按丹晨所述,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

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

和冰心一样,在不能相见的岁月,巴金也无时无刻不关心着自己的大姐。

巴金在1989年写给冰心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

曾担任《文艺报》主编,并和巴金、冰心有过长期交往的作家吴泰昌,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述过这样的往事:1985年,冰心的爱人吴文藻去世。冰心对吴泰昌说:“我暂不给巴金写信,你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过了不久,冰心之女吴青写信给巴金,巴金在给吴青的回信中说:“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但让吴泰昌更为感怀的,还是后面的细节:1986年5月18日,冰心应北方月季花公司邀请去花房赏花,邓颖超得知消息后,赶去看望冰心。关于两位老人在月季花丛中相会的情景,吴泰昌写了一篇散记发表在《文艺报》上。

文章见报后,冰心又叫吴泰昌去,把当时的细节详述给他听,叫他告诉巴金。吴泰昌说:“巴老看《文艺报》的,他肯定会知道。”但冰心说:“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你写的内容是听我说的,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再给你讲,你告诉巴金,也让他高兴,文藻去世后,他一定担心我情绪不好。”

点滴细节,可见两位老人几十年惺惺相惜。

冰心的信,确也给晚年的巴金带来许多温暖。

那时,巴金几次向冰心诉说,有许多干扰,总有人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则嘱他“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

难怪当年冰心为巴金捎来红参时,巴金感慨:“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则在回信中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

巴金与冰心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1997年,两人吃力地写下对彼此的思念。

1997年2月22日,冰心写道:“巴金老弟:我想念你,多保重!”同年6月11日,巴金回复:“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您!”

1999年,冰心去世;2005年,巴金去世。

他们留下的,是两人最真、最醇的友情。

(本文部分细节参考冰心、巴金通信和部分着述,同时参考丹晨、吴泰昌、李朝全等所写所编回忆巴金、冰心的文章及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