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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背影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在冬天刚过、春寒料峭的季节,风特别硬,能把人的耳朵、手脚冻得生疮。一个瑟缩着身子的穷孩子,从西华门进入故宫,然后东行。当他看到一位在空旷的丹墀之外埋头除草的老人时,他会叫一声“爷爷”。老人则只管除草,头也不抬地“嗯嗯”两声算是回答。从老人身边走过之后,孩子差不多总要回过头去看看老人,再继续赶路。他穿过故宫,从东华门出去,走进新式的孔德小学读书……

以上这幅画面出自一篇名为“我曾每天在宫里行走”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那个曾经天天穿行故宫去上学的穷孩子——于是之。

20多年前在北京人艺工作的时候,为了研究于是之的艺术风格,我曾大量阅读于是之的文章。那些谈表演、谈修养、谈生活的文章都极短,文笔精粹,立意奇妙,看似平易,实则是一口口意蕴无穷的深井,一如他的表演,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在于是之所有文章中,回忆生活的文章可说是我的最爱,而其中他似信手拈来般写下的《我曾每天在宫里行走》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谈到何以能天天在故宫行走时,他写道:“我同院的一位在故宫里专司剪除石缝间杂草的老人……为我疏通了东、西华门的守卫,使我能够每天在宫里穿行两趟。原来走的是‘弓背’,现在能走‘弓弦’,路途可就近得多了。”在怀念那位终老于除草生涯的一辈子默默无闻的老人时,他这样感慨:“他虽然没有皇家宫阙那样的伟岸,也不同于宫里的珍宝件件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但他自有他的光亮在,至少是常存于我的心中的。”其用语之简洁而传神,情感之朴素深沉,都令我敬佩。

我在访问故宫时,甚至不由自主地去还原当时的场景,追寻那个穷孩子的背影。贫困却善良的老人与人生刚刚起步的穷孩子、高大森严的紫禁城与低矮简陋的民宅、狞厉顽固的封建王朝和新式学堂鼓吹的新文化,都因那个穷孩子而连接了起来,美丽而意味深长。

我在进入人艺前,看过于是之的一些演出录像和电影。但当我真正在人艺的舞台上看到于是之的演出时,我受到的震动还是巨大的。

于是之在《一个演员的独白》中说,演员“应有一双文学家那样深邃的眼和一颗为认识生活而上下求索的心”;演员的创造“不能只是演得像了就算。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美术的形象,可以入诗、入画的形象”。于是之的表演自然朴素,不着痕迹,内里却包含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生的体悟。他从生活中汲取养料来滋养角色,然后完全让角色浸透了自己,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不只是像角色,而且还透着角色的气韵。例如《茶馆》第二幕里,于是之为中年王利发设计了一双虽常操劳而好干净的手,那是于是之从小学校工友的身上“借鉴”来的。王利发一上场手里就拿着刷好糨糊的“莫谈国事”的标语,在茶馆找寻粘贴标语的位置,两只手还下意识地摩挲着……一个但求平安、干练利落的茶馆掌柜形象就这样以几个简单的动作被勾勒了出来,成为“可以入诗、入画的形象”。

于是之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只要他在舞台上,那种力量就会从他毫不张扬的表演中渗透出来,不显山不露水地弥漫在整个舞台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场”,即便他背对观众的时候也不例外。于是之的背影是会说话的背影,这在《茶馆》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例如,第一幕王利发送茶客的背影,点头哈腰间都透着一股精明圆滑劲儿。第二幕王利发背对观众抱怨“打仗!打仗!今天打,明天打,老打,打他妈的什么呢”的背影,将那种无可奈何展露无遗。第三幕结尾处,当仨老头在一起总结自己的人生时,王利发也是背对观众的,那句“改良啊,改良,我一辈子都没有忘了改良”,就是背对观众面朝天的王利发式的抒情。观众透过他的背影,能看到他难过时的泪水、听到他自嘲时的笑声,更能感受到他一生的挣扎与失败……

我曾无意间在《茶馆》中场休息时在人艺的后台看到于是之。他正沉浸在老年王利发的情绪里,慢慢地、静静地、孤独地往舞台方向走去。长长的走廊里只有于是之一个人,可老年王利发的悲伤与绝望依然如潮水般涌动。没有布景,没有陪衬,没有音响效果,只有走廊上黄色的灯光和于是之的背影——一个深深打动了我、并让我今生今世都无法忘怀的背影。

从1989年到1992年,我在人艺工作的时间虽不长,但那些年里与于是之有了不少的接触。我的感觉是,于是之骨子里就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善良谨慎,敏感多思,平易近人但内心高傲。他也许应该只活在他的戏里、书里或者文章书法里而无须关心身外的一切。但当他带着这样一种文人气质去打理一个剧院时,矛盾产生了。例如,他的建设“学者型剧院”的理想终究离现实太远,他处理剧院的日常工作、职称评定、住房分配、人事安排等等也并不是游刃有余,那些景仰演员于是之的演职员们对第一副院长于是之也时有不满。痛苦因此不可避免,而善于克制的他又只会默默忍受,最多也就自嘲一下,叹息两声,绝不会将痛苦尽情地宣泄出来。于是我就见到了一个总是步履缓慢、眉头紧锁、若有所思、脑子里装着满满思虑的老人。这满满的思虑最终压垮了他,以至于他最后竟不能言语了。

在人艺的那些年里,我在剧院的公共关系部工作,也曾给于是之“布置”过不少让他烦心的活儿。看着他在大热天参加某艺术节在路边举行的宣传活动,看着他为了人艺纪念画册上的排名顺序而苦思冥想,看着他盘算着用自己的书法作品做人艺出国时馈赠国外剧团的礼品,我也感到心疼。而我最后也给他带来了不快。当我向他提出调离申请时,他很吃惊,然后苦笑着说:“走吧,走吧,你们都走吧,只我一个人留在剧院!”他曾寄望我成为人艺话剧的研究者和宣传者,而我最终没有经受住经济大潮的裹挟,离开了人艺前往深圳,让他非常伤心。现在想起,我心里依然觉得愧疚。

1999年初,由于我行将出国,在临行前我回到北京,由过去的部门老领导带着,去拜访了于是之。那时,他几乎不认识我了,人瘦了,显得更高了,但气色还不错。他和我面对面坐着,非常专注地看着我,一直无语。无论旁人如何提醒,他好像总在想:“她是谁?”“我在哪里见过她?”依然是那副若有所思、脑子里装着满满思虑的神情。

告别的时候,他和夫人一起送我们出来。刚走了几步,他就自顾自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他的夫人只能简短地与我们打个招呼,赶过去陪他。

我凝神看着于是之远去的背影,泪水盈眶。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在北京冬日的萧瑟中,一代话剧大师就这样留给我最后的苍凉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