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这个人，在冰心眼里，“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梁实秋也很欣赏，说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张汝伦则这样夸奖，“他始终站在文化的最积极的方面来观察世界，来对世界做出自己的回应”；入室弟子费孝通对恩师更是叹服：“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谓牛皮筋，是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他们的话，无论是点还是面，都令人信服。总的来说，潘光旦一生涉猎广博，在社会思想史、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诸多领域都颇有造诣，是上个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一位光彩照人的泰斗。
独腿人生身残志坚
潘光旦性格活跃，喜好运动。早年在清华学校念书时，迷上了跳高。一次，跳高时，他纵身越过横竿，由于右脚用力过猛，着地后挫伤了膝盖。虽然极度疼痛，潘光旦却全然没把它放在心上，结果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伤处感染了结核杆菌，不锯掉右腿就会危及生命，最后只好截肢。潘光旦在家休养了整整一年，也挺过了人生最昏暗的日子。之后，他从未将自己和“残废”二字联系在一起。他勉励自己说：“正常人能做的，我都能做。”
起初，潘光旦装过假腿，但麻烦太多，就干脆架拐代步。虽是独腿，但潘光旦不自卑、不气馁。相反，他坚持不懈地练习架拐走路，到后来行动敏捷，如常人一般。周末郊游散步，几乎从不缺席。此外，他还经常和朋友一起进行野外调查。在一张校友调查表的“爱好”栏里，他填的居然是旅行。
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留学时，潘光旦拄着拐杖去上课，第一年曾经摔过七跤，但第二年就只摔了两跤。1922年冬的一天，潘光旦顶风冒雪去上课，乘电梯上楼时，一位同乘者见他只有一条左腿，误以为是个伤兵，竟动了恻隐之心，连忙掏出钱来表达善意。潘光旦笑而不接，他缓缓掏出口袋里的荣誉奖章，证明自己是在校大学生。那位好心肠的美国人顿时犯窘脸红，不停道歉。
回国后，潘光旦主要从事教学工作。一年冬天，校园里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便一直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潘光旦乐呵呵地夸奖：“没想到，你这机灵鬼还有寻根究底的劲头！”这一时期，潘光旦还经常一个单拐打篮球，那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令众师生感佩不已。
潘光旦一度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胜残补阙斋”。顾名思义，“胜残”就是要战胜残疾，“补阙”就是要弥补缺陷。好友闻一多特意为他篆刻了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印章，以示道义上的支持和才智上的赞许。事实证明，潘光旦说到也做到了。
独行其是治学唯实
对于做学问，潘光旦自己总结说：“除了一部分天才外，只有四个字——‘抓住不放’，铢积寸累，自然会有豁然贯通的一日。”潘光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家，除了天资出众、勤奋过人之外，与他实事求是、独树一帜的治学态度也是密不可分的。
1921年，潘光旦初次接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深受启发。翌年，梁启超在清华开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潘光旦交出读书报告《冯小青考》，有板有眼地分析：“影恋无他，自我恋之结晶体也。”他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研究明朝万历年间郁郁而终的美女和才女冯小青，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冯小青的死因为性压抑后的极端自恋，痨病只是生理表象。传统社会对“性”讳莫如深，潘光旦的这一分析可谓惊世骇俗。但它比以往的各种猜测和推论更为高明，更有依据。梁启超读罢论文，拍案叫绝，批语尽是激赏之辞：“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
1940年，潘光旦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同时研究优生学与心理学。云南多鼠，潘光旦深受其苦，便设笼捕捉。一日，捕到硕鼠几只，斩头剥皮，弃其内脏，然后洗净做成菜。潘光旦邀来邻居、朋友数人，诡称偶获野味，欲与分享。鼠肉端上桌后，潘光旦带头大嚼，众宴客也纷纷举筷。期间，一客问道：“此肉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野味？”潘光旦笑而答道：“鼠肉。”二字一出，众客惊讶欲吐。潘光旦一再保证，鼠肉无害，但费尽口舌，也无人再食。潘光旦说：“我又在心理学上得一证明。”
解放后，国家民委把研究土家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任务交给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潘光旦。潘光旦想进行实地调查，上级领导考虑到他行动不便并未同意。潘光旦只好通读史籍，博览方志，深入研究，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初步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为了检验结论，潘光旦趁一机会去了两湖，在凤凰、恩施等地实地调查。土家人居住的地区到处是崇山峻岭，在崎岖山路中跋涉，对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来说都非常艰苦，潘光旦却毫无怨言。他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拄着拐杖，历时65天，走访了18个县市，行程1。4万公里，作了几十次个人访谈，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中央有关部门根据潘光旦的报告，正式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
独持己见直来直去
生活中的潘光旦具备“温、良、恭、俭、让”等诸多传统美德，但他不会畏首畏尾，不会明哲保身，不会趋利避害。该讲的话他敢讲，想做的事他就做，他的分寸感与世俗的分寸感并不是针针吻合。甚至可以说，潘光旦是个性情中人。
1921年，清华辛酉级和壬戌级学生支持京城八校教员索薪，举行“同情罢考”，潘光旦便是一个积极分子。事后，清华校方勒令罢考学生一律上交“悔过书”，别人屈服了，潘光旦却坚决不写，宁愿为此丧失出洋留学的机会。
在光华学校教书时，潘光旦的同事罗隆基因在校外发表言论过多，学校当局要撤去罗的职务。潘光旦对此极为不满，强烈抗议光华大学校长的擅权恣肆，并愤然辞去了文学院院长的职务。
在国民党最腐败的时代，潘光旦也严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他爱校如家，不徇私情。一次，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光旦，想让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潘光旦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14年后，潘光旦又接到同类托请。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沈钧儒，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其孙旁听事宜，潘光旦认为这是“违例之举”，“于法绝对不妥”，并细数种种“不利”。其实，当时潘光旦已经不负责清华教务，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维护清华的制度，并且说服当事人，也不顾虑因此开罪于人。
当朝权贵孔祥熙自称为孔子第七十五代孙。这位炙手可热的政客希望潘光旦能够撰文帮他证明，至于润笔费，自然用“丰厚”二字形容也绝不为过。潘光旦的答复却是没有留任何回旋余地：“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的后人。”要想潘光旦在专业范围内公然撒谎，门都没有。还有一例，更可佐证。1943年，潘光旦在新着《自由之路》中指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把真自由与假自由刚好弄颠倒了，希望再版时予以更正，这样，“真假可以划分得更清楚，黑白可以表见得更分明”。对政治人物、“最高领导”大胆臧否，独抒己见，文人节操，书生意气，是那些犬儒没法比的。
潘光旦的嘴上常叼一支竹根大烟斗，斗腹上的铭文是：“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智于通。”这十二字，是潘光旦的自勉，也是他为人的传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