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问马可:“回到西方后,你还会把讲给我的故事再讲给你们那里的人听吗?”
“我讲啊,”马可回答,“但是听的人只记着他希望听到的东西。你以慈悲侧耳倾听我描述的是一个世界;我回家后,第二天在搬运工和贡多拉船夫中流传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我晚年如果成了热那亚海盗的俘虏,跟一位传奇小说家同囚一室,口述一次,那又将是另外一个世界。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
忽必烈问马可:“回到西方后,你还会把讲给我的故事再讲给你们那里的人听吗?”
“我讲啊,”马可回答,“但是听的人只记着他希望听到的东西。你以慈悲侧耳倾听我描述的是一个世界;我回家后,第二天在搬运工和贡多拉船夫中流传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我晚年如果成了热那亚海盗的俘虏,跟一位传奇小说家同囚一室,口述一次,那又将是另外一个世界。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