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岸对世界的要求并不多。他住在乡下，对物质的需求几乎降至最低——就像他所崇拜的梭罗;他吃素食，粗茶淡饭，朋友也不多;他的节俭甚至体现在他的创作上，他读得多而写得少，谨于言而慎于行，这么多年，我只读到过他一本散文集子，就是1995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印行的《大地上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关注他的存在，如同没有人在意原野上一只羚羊的存在。可上帝还是收走了他。上帝是多么刻薄。
我是关注他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几年中我们只通过有限的几次电话。1997年1月24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有机会与我坐在一起交谈。但是他住得太远，我这个人又一向比较懒，一直没去找他，想必他也不善交际，故而我也从未在圈子里某一次小聚时碰到他。今年新生代散文界在楼肇明先生的策动下搞了一个散文朗诵会，我当时只因贪心看一场球赛，便没有参加，不知苇岸去了没有——我想他是应该去的。总之我不知道自己和苇岸之间算不算是朋友，但这种不需时时提起却又彼此挂记的淡淡的情感却令我感到温暖。
苇岸在那封信中还说：“你具有一种我不具备的(亦是令我钦慕的)快速运用文字的能力，这与思维的敏捷相关。我则迟讷得多，故我有些反现代(它的效率和竞争)。”他说得不无道理。上帝为我们安排了不同的生命形式。在我奔忙的岁月中，效率成为我保持创作状态的惟一途径，如果不及时抓住思想的吉光片羽，那末它们就将弃我而去，永不回头;而在苇岸那里，时光则从容悠缓得多。所以他的文章很浓稠——要过很长时间，才从身体里榨出一滴汁液。这是他作品的价值所在。他热爱他的文字，仿佛上帝热爱他所创造的世界。他说：“作家应该是文字的母亲，她熟悉她所有的儿女，他们每个人的技能和特长，当她坐在案前感到孤单，她只要轻轻呼唤，孩子们便从四方欢叫着跑来，簇拥在她的身边。”(《作家生涯·文字的母亲》)
他的素食主义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个人的癖好，而是得之于一种深刻的理念，那就是对物欲的节制和对精神自我完善的崇高追求。他并非主张禁欲，但他号召节制，遵循自然的法度。非常年代里曾经盛行的禁欲主义是物质生活贫乏的结果，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纵欲和贪婪因没有物质基础而显得可怕，因而禁欲固然违背人性，却实出无奈。所以，道德的修行，为社会生产的危机罩上了一层安全网。而目前，我们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物质进步的同时，潘多拉的盒子也被打开，欲望与邪恶没有限度地泛滥，加速了人类精神的沉沦。所以，后工业时代里苇岸的抉择同工业时代里梭罗的抉择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都是“把思想与行为完美地结为一体的人”(《人必须忠于自己》)。苇岸的节制是理性与智慧的产物，是对人类的忠告。他说：“土地借助利奥波德之口，向忘形于主人幻象中的人类，发出最后呼声。这呼声包含一个内容：‘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对此，阅尽人间的土地，充满信心。”(《土地道德》)这种感悟可能是他长期与自然、与土地对话的结果。他感悟自然，是为了倾听自然的秘语，并以信使的身份，将它们传递给愚顽的人类。泛滥的欲望正在毁掉我们苦心孤诣地创造的文明，在这个时代里，节制，无疑成了最高贵的品德。他写道：“《历史研究》的著者汤因比即认为，工业革命以来被刺激的人类贪欲和消费主义，短短二三百年间，便导致了地球资源趋于枯竭和全面污染。面对未来，人类不能再心存科学无敌的幻觉，科学虽有消除灾害的一面，但(现实已经表明)一种新的科学本身又构成了一种新灾害的起因。人类长久生存下去的曙光在于：实现每一个人内心的革命性变革，即厉行节俭，抑制贪欲。
“而在自律方面，曾严厉抨击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索尔仁尼琴，反对‘贪婪的文明’和‘无限的进步’，提出应把‘悔过和自我克制’作为国家生活的准则。因为纯洁的社会气氛要靠道德的自我完善来造成，稳定的社会只能在人人自觉地进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建立。托尔斯泰也曾讲过，人类不容置疑的进步只有一个，这就是精神上的进步，就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人类如果没有内心精神上的提高，那么徒有外部体制上的改革，也是枉然的。”(《素食主义》)他对奉行素食主义的梭罗、列夫·托尔斯泰和萧伯纳推崇备至。素食主义在苇岸的生命中不是最重要的内容，但他至少以此表达了他与物质文化对峙的决心。这是他所选择的自我救赎之路，我们也可以从中思索己身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