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读某个人的文字，常常像一场恋爱，最初颇觉惊艳，一读再读，便生出些许别扭。这正如和恋人日日厮守，总归会碰触到对方一些顽固的个性。然而唯有天才方能张扬出令我们不得不退避三舍的个性来。西川讲到李白说：“这就是你，不断误解着生活，而别人比你误解得更深。”这话用来形容张爱玲，亦是再合适不过。
初读张爱玲，很难不为她的才华所震动，接踵而至的全是来不及的惊奇，唯有感叹。但读过之后，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仿佛在久旱的土地上忽然看到黑云压城，大风闪雷激动地喧腾了好一阵，结果淅淅沥沥掉了几点雨，又安静地收晴了。张爱玲的小说充满荒凉景致，她的散文却往往有戏谑和随意的气氛。她写小说有些哀伤的快意，而散文却是在笑中露出一丝冷苍来。
一九二零年，正是疯狂的年代。九月，张爱玲出生，带着这个月份特有的冷静和犀利。她无疑有巨大的天才，但可悯的是她的天才无论怎么飞跳，也跳不出她那种逼得人发狂的理智。她说自己“是天生的俗”，正透露出这无奈的意思。她在十二岁的时候正为当画家还是音乐家犹豫不决，最后看了一张贫困潦倒的画家的影片，她哭了，于是选择了后者。她的父母离异时她仔细分析过，父亲虽然有钱，却未必是归她的，为了不耽误学业这才跟了母亲。她在香港沦陷的时候当过临时看护，有病人得了蚀烂症，整天哀嚎，她却能视而不见，后来那人死了，她还和同学欢呼庆祝。胡兰成也曾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作为一个在浮华乱世中挣扎求生的女子，她是相当理性的。对于在五四反叛传统浪潮中的女性，鲁迅曾尖锐地提出 “娜拉走后”在中国的现实中只会有两种结局：堕落，或者妥协。张爱玲写到：“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这确实道尽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新女性”矛盾尴尬的处境，她们既渴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又无法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非常不幸的是，她把自己这类人看得如此透彻，以至于总不免有几分自嘲自怜的情绪。我分不清是她的高傲使得她有些自卑，还是她的自卑令她有几分高傲，这些个性她总十分用心地掩饰着。
然而张爱玲同样是分外敏感和多情的女子。“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她对身边事物的感受细致到一丝一毫，对人性的观察洞若观火。她想到“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马上定乾坤”这样的纯洁和光整便要落泪;看到床头叠得很齐整的蓝青睡衣便会很高兴。和张爱玲谈文艺，总要令胡兰成惊叹，更令我们惊叹。胡兰成曾对张爱玲赞到：“这书里的句子像是街上的行人，只与你打招呼，我倒真像是乡下人来上海，端得只有看的份了!”受过西方教育的张爱玲，其天才是诗意盎然的，无拘无束的，似乎经由她随手拾掇的事物就能焕发出令人惊诧的美来。可是这天才一旦碰到她铁冰的理智，便被那种冷酷和哀戚渗透了，开始呈现出一抹青惨的色调。她的天才和理智似乎一直在斗争。天才不断地生出梦幻的花朵，这花旋而又被理智掐灭了，然而天才的梦却总是不屈不挠地继续盛开。所以她终究是个不彻底的人――既成不了彻底的天才，也做不到彻底的俗人。
这种斗争造就了她作品中的虚无色彩。理性洞彻了人生所能洞彻的部分，终于便触碰到了余下的荒谬。一切人生的美好、繁华、灿烂。在刻薄的理性面前，都会成为烟花过后的沉寂。理智这条盘踞在心灵王位上的蛇时刻提醒我们，欢乐的代价是痛苦，繁华过后是没落，人生的终点是死亡。越是想抛开一切痛饮生命的苦乐悲喜，越是要猛烈地撞上这面冰冷的墙。我觉得，正是这种碰撞产生了《金锁记》这样一部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