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童年时接受的是非常坚定的信仰教育，到现在也摆脱不了英雄主义的烙印。
我上大学比较早，读本科和研究生时，差不多正好经历了整个80年代。1982年到1989年，那是一个自由、浪漫的时代，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出现了崔健的摇滚和舒婷、北岛的朦胧诗，尼采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风靡一时，整个精神世界都被西方思潮浸染着。
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思想和行为往往很极端，那时的我认为幸福是很戏剧化的东西：经常穿着夸张的牛仔装，长发飞扬；整晚喝浓咖啡，通宵达旦写作，做专栏主持，写报告文学；热爱摇滚，喜欢朦胧诗，狂热于尼采。我曾不管不顾地爬上大同的城墙，结果让十二个男生把我接下来；我曾带着同学从五台山的山坡上，用裙子裹着脑袋滚下来；我学骑马时，因为马被惊了，在马背上下不来，就此学会了骑马。
三十岁时，我的人生价值观才真正建立，回归于传统文化。这一年我回到大学教书，我开始非常看重幸福感，一个人不一定要成功，但是一定要幸福。这是我精神成长的第三个阶段。
四十岁的时候，我想明白一件事，现代化的生活让人过分自恋，舍不得付出，从而导致幸福感减少。正是因为领悟到这一点，所以我更珍惜与亲人的相处。
我们在人生每个阶段买的都是单程票，不可返程。你在意什么，生活就给你什么。你在意幸福，幸福感就会来临。这样即使遭遇婚姻危机、工作困扰、生老病死，依然能用一种坦然、从容、淡定、柔软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不同的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年龄阶段，对幸福的期望也是不一样的。于丹老师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告诉我们：你在意的，就是你追求的；你追求的，生活终会馈赠于你。人生不同阶段，履行不同职责，就是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