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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毋渡河,毋渡河

同永厚先生相识,是在30多年前。他从合肥来到北京,客居于紫竹桥附近的中国画院,一位朋友约我一道去拜访他。

未见之时,只能凭对他兄长永玉先生的印象想象,不料一见之下,大為意外。若论模样,兄弟二人颇为相像,一旦交谈又似迥然有异。永玉先生稳健深沉,虽然健谈,但对初次相识的人,总保有一份矜持,令人敬重之余也有几分敬畏。永厚不同,他热情洋溢,毫无遮拦。我们去时,他正在作画,迎我们进去,便道:“等一下,我画完这几笔。”

桌上铺着纸,已经画了大半,尚看不清总体模样。这时,他对着镜子张嘴龇牙,做威猛状。端详片刻,回到桌前,勾勒几笔,正是鼻口须胡部分。抛下笔,又忙着倒水。待到坐定,才说,这画的是李逵。先前画过,被朋友要去,这才又画一张。

待到我隔几日再去,那张李逵已经画好,贴在墙上:足蹬芒鞋,挺胸凸肚,一臂抚胸,一臂提斧,下垂无力,脚下是一只跌碎的酒碗,当是被宋江下毒后愤怒、痛苦的情状。上方题道:“世上几多开山戏,每到收场总伤怀。”

这幅画最初作于“文革”中。永厚当过兵,对老帅们深怀敬意。偷偷作画,也是为了“抒愤懑”,只能供朋友们偷偷观赏,终被一位朋友攫去。

这幅画被他一位也是姓陈的朋友(若没有记差,是叫陈梦麟)看到后,填词一阕,调寄“念奴娇”。词曰:“杀星下凡、旋风起,难分须黄鬓绿。刚肠一条斧一对,真正中华民族。不顾身躯,不求功绩,赤膊迎飞镞。太平时节,竟遭楚州鸩毒。人赞将军,生平曾杀虫捉鬼,地天难服。我更重之,山寨上、怒砍杏黄大纛。宋氏大哥,赵家皇帝,任谁弄鬼蜮。铁牛在此,咬牙磨斧深谷。”永厚用画笔将这情感记了下来,引起了读画人心头的共鸣。

他这一类的作品还有很多。

另一幅《大王过长安》,画的是一只卧虎,匍匐于地,然雄风犹在。跋语注明是丁巳清明旧作,正是为祭奠周总理、呼唤邓小平复出而作的。图之所喻,不言自明。图上题诗:“大王过长安,经年雷不散。似闻吼声远,恶云惊复见。忆昔菜花繁,碧血荐白幡。天公应抖擞,不许隐南山。”画这样的画,在那个年代需要有多大的胆量,冒多大的风险!那画,表达的是画家个人心灵的呼唤,但现在能够在公开场合看到的此画,已是黄先生30年后复制的了。从不能公开到可以公开,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个人人格与感情抒发的一大解放。难怪他要感慨地写道:“唉,好长的人格跋涉之路!”

“文革”过去之后,一位北欧的美术家来华,看到了永厚先生的这些画作,很感兴趣。他回去后写了一篇评介,给永厚先生这类画作加了一个名称:“大字报画”。永厚先生很喜欢,因为一个画家,能在那个时代,以画笔记录下时代的真相,正是一种另类的“大字报”啊!艺术家的精气神,艺术家对时代的责任,毕现无余。我对永厚先生的尊敬,我同永厚先生长久的合作,其情感的根源也在于此。

永厚先生喜欢读书。这似乎是天性。他读书很杂,有时是听别人说到,有时是从报刊上看到,文、史、哲、经都愿涉猎。好处是博杂,弱点是不系统。但有一点却是系统读书人所不及的,那就是他边读边想,不是想什么“体系”,而是想书中所论与他平日所思的联系。若有所得,便会勾起他的画思、画意,让他产生创作冲动。这种时候,他每每会打来电话,劈头就是:“你听啊。”接着便把他想到的题跋念给我听。他念得很快,不讲前因后果,也不管我是否听懂,一通念完,便问:“怎么样?”怎么样?我听都未听明白,只好请他慢点再念一遍,结果还是没听明白。他说他画了一张,我说:“哪天去您家看。”于是,挂断。等到我去他家,才明白他画了什么、写了什么。

譬如,那张《风赋》,是读了宋玉的《风赋》后画的。画面是宋玉当风,衫袖袍带,临风飘拂。宋玉是美男子,那图色彩亮丽。跋语是他习惯的长跋:“楚襄王三逼宋玉,使成‘共风’之说。‘发明耳目’,颂大王之雄风;‘死生不卒’,申万民之冤苦。扬子曰:‘尸位素餐,壮夫难为。’后世之舐痔骂街,遂立门户。嗟乎,《风赋》歌德,或为绝响……是知宋人曹商,贾府焦大,千古同宗也。”

他在说什么?他想说什么?他读了《风赋》,很欣赏宋玉的文采,那是肯定的。欣赏什么?欣赏宋玉在楚襄王威逼之下,还能实话实说,虽然用了很华丽的辞藻,但毕竟没有跟风吹捧。

《风赋》说的是: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陪侍。一阵风吹来,襄王大悦,突发感慨,以为这风该是他与庶人共享的吧!于是要宋玉以此为题,做一篇文章。但宋玉没有顺着他的思路去做拍马文章。相反,他把“风”分作了雄风和雌风两种:雄风是专属于大王的,能使他“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至于雌风则是庶人之风,只能使人“中心惨怛,生病造热……死生不卒”。用这种雌雄二风之说,委婉地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对立与命运不公。

永厚先生作画,大概是有感于后世难有宋玉之才,要么如焦大撒泼骂街,要么如曹商拍马舐痔,各立门户,斯文遂绝。

永厚先生当年在上海,没有钱去大展馆办画展,于是到虹口公园一处小展厅办了个人画展。小展厅地处僻远,不料来了不少画界“大腕儿”。有人见他的画题跋满纸,不禁起疑:“这是中国画吗?”恰被朱屺瞻先生听到,便回道:“是国画,这种画很难画,要读许多书。”永厚先生的画别具一格,得益于他认真读书。

他读书很杂,但不论读什么,都非常认真,并在书边密密麻麻写下许多心得或评语。这些写下的心得、评语,有的便化而为图。譬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并不难找,《古文观止》里就有。读过的人很多,但好像只有他将之画成了图,而且自出手眼。

这幅图的跋语:“或难王介甫,特鸡鸣狗盗之雄。曰:亦土产也!田文仁者,不忍绝其种。”鸡鸣狗盗的故事,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是说孟尝君要逃离秦国,到了函谷关,还未到开关之时,但后有追兵,情况紧急。门客中有能学鸡鸣者,一叫,群鸡皆鸣,于是开关得脱。此后多有赞孟尝君广招门客,不去鸡鸣狗盗之徒,所以大难得脱。但王安石不以为然,认为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真正的“士”,羞与为伍,反倒不来了。永厚的跋,是借王安石的画,从反面调侃了一下孟尝君。他的意思是:这些鸡鸣狗盗之徒也是“土产”。孟尝君不过不忍他们绝种罢了。鸡鸣狗盗之徒,何世无之,何处无之?孟尝君或许是不忍这些混饭吃的家伙活不下去。仁者,何世无之?鸡鸣狗盗之徒也就可以一直混下去了。

这种从读书中来的话题很多,读书不绝,画题不断。要紧的是世事洞明,画题才有新意。否则,死读、呆读,何益之有!

永厚先生是重情义的人。他的有些画作,就是从情义中来。这幅《捉蒲团》便包含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陈梦麟,是永厚的一位好朋友。大概是1981年吧,陈梦麟想从外地调回合肥,问永厚先生能否施以援手。那时,永厚先生还是一位大学教师。他为人耿介,不会走门子。自己没有什么路子,也没有什么得力的朋友,尽管到处托人,终无结果。他觉得愧对友人,无法交差,只好画了一张画,送给友人,表达抱歉的无奈心境。画题就是“捉蒲团”。蒲团,又称“跪草”,是跪拜的用具。画上题道:“无地置跪草,放胆笑贞观。”

贞观,是顾贞观,为了救好友吴兆骞,向来不求权贵的顾贞观,还是走了门子,求助于纳兰性德。永厚先生画题的意思是:我连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可以放胆嘲笑顾贞观向权贵低首了。这是一种可叹的无奈。

接到这幅画,能诗的陈梦麟寄诗一首回赠:“痛哉梁汾屈膝处,生亦难,死亦难,菜根涩,布衣寒,平生意气犹轩轩。傲骨何曾向人屈,宁不痛哉,而今为我捉蒲团。有人金龟宝马可换酒,有人狂歌直上天子船。我公赤条条地一身之外无长物,更况是皮黑筋老不忍看。拼此躯,因我折,痛甚至哉、登楼狂哭枉捶栏。我读永厚画,气尚温,肠已断,乌头马角总是幻。铜山铁劵不及故人一片丹。山阳惨笛岂忍闻,飞霜不击雪漫漫。休休,公毋渡河、毋渡河,君勿捉蒲团,令我摧心肝。丈夫膝下有黄金,文章得失岂由天!三更拍枕频惊起,似闻鬼哭心倒悬。宁古塔前倒身拜,雨霰如泪迸江南。”

当年读到这幅画、这首诗,我忍不住双眼泪流。这是两位正直的知识分子无奈的倾诉,情至深,意至切。我相信这幅看似私人之间互赠的诗画,将会有永久的价值。

永厚去世了。他的画品、他的人品,都将为后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