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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张艺谋

我一开始没想过自己会从事电影行业。我不到16岁就去了美国,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建筑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艺术,我当时就想找一门专业,能把所有的艺术都融合在一起,然后就想到了建筑。我听别人说学建筑特别难,很多人5年才能毕业,我说什么最难我就学什么。

到了大三下半学期,我在一家挺不错的建筑师事务所实习。去了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实习了3个月,非常孤独,你不能跟别人有太多的交流,因为如果你说得太多,别人就会偷掉你的想法。

我当时很迷茫,便给父亲打了个电话。以前我从来都不听父母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问父亲我该怎么办。然后,我父亲说:“其实你想要的无非就是一种团队的创作方式,也有艺术的表达,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电影。”我说:“我确实一直想学电影,我一直在想等到我当了一名好的建筑师以后,可能是40歲以后再去学。我就是因为自己还没有做建筑,所以觉得不甘心。”

我父亲说:“其实有时候放弃比继续更需要勇气,因为决定放弃时你必须学会取舍。”我觉得他说的这番话很有道理,然后我就想试着去考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因为当时我很不安心,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让父母失望,我担心父亲会因为我放弃了学建筑而对我失望。但是他并没有这么想,反而鼓励我进行新的尝试,我当时很感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28岁未成年》其实是我的编剧给我的一份文学报告,主题就是如果你能回到10年前和17岁的自己见面,你会对自己说什么。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我17岁的时候刚好是在美国读书,特别辛苦,因此很有感触。有时候创作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点,一滴水突然一下就溅起一片浪花。从17岁到28岁其实是一个人最动荡的、最摸不清方向的年纪,但是你在这段时间所做出的任何选择都会造就现在的自己。

我回国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呢,自己的青春才开始。那时,很多人经常说:“你怎么还不嫁人呢?”或者问:“你怎么还不拍电影啊?”我说:“我才二十六七岁,我还不知道我要不要拍电影、喜不喜欢拍电影呢,我得先尝试一下,先从剪辑做起。”

有句话叫“成名要趁早”,我坚决不认同这句话。那样的话,你会以成名为目的而不会在自己真正觉得水到渠成、胸有成竹的时候去做一件事情。我的最终目的不是成名,而是想表达一种很成熟的感情,跟观众产生一种共鸣。

我父亲是38岁时才拍第一部电影的。他在这之前有过很多生活经历,到纺织厂,下乡,然后当工人,又当学生,而且刚开始学的还不是导演,而是摄影。经验和经历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所以,着什么急啊!我觉得导演这个职业需要岁月的沉淀,如果我大学一毕业就去拍电影,可能有些仓促,我希望多积累一些经验。

第五代导演是受压抑的一代,而我们这一代其实是相反的,大环境没有太多的限制,但有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一代最大的障碍是自己。这可能就是我跟我父亲想表达的东西完全不同的原因吧。

很多人问我:“作为张艺谋的女儿,女承父业,有没有压力?”我倒觉得没有。我觉得更多的是鼓励,其实他对于我而言是一种动力,我为自己有一个这么好的榜样、一个这么优秀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但是我俩是不一样的个体,所拍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

别人介绍我时都会说“这是张艺谋的女儿”,其实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优越感,导演是高高在上的,当所有的人围着他转的时候,听到别人说“这是导演的女儿”,我还是挺高兴的。因为他确实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艺术家,能成为他的女儿,确实是我的荣幸与自豪。

他从来不限制我,经常对我说:“如果你不想当导演,你可以永远做剪辑,也可以当制片人。”他没有强行规定我一定要怎么样。他也不会提示我应该怎么做,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如果提示我,我反而会有逆反心理。他自己就是一个创作者,他完全能理解当一个人想自 己创作、自己发挥时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绝对不会用任何东西来约束我。

我没有经历叛逆期,刚有一点儿叛逆的苗头的时候,15岁的我就出国了。我和父母天各一方,只能通过电话联系,他们连我干什么都不了解,还怎么管我呢?出国之后我反而觉得家庭太温馨了,因为在异国他乡,没有人无条件地对我好,更没有人管制我,我便没有所谓的发泄的过程。我跟父亲的关系还不错,他经常和我通电话,对我嘘寒问暖。我工作以后,更能感受到他的不容易,就更加理解他。

我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光环,而感觉失去了所谓的自我价值?没有。在我的性格定型的时期,如果我天天在国内,别人就会说这是谁谁谁的女儿;但是在国外,别人不知道我父亲是谁,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他的电影,所以我觉得这对我帮助挺大的。当我回国的时候,我已经26岁了,所以如果别人介绍我时再说这是谁谁谁的女儿,我也已经习惯了。我性格最不成熟、最摇摆不定的那个阶段,我刚好在国外。如果当时我在他身边,我的生活肯定是另外一种状态。

我上纽约大学的时候,跟父亲开玩笑,说:“也许有一天我真会当导演。”然后他说:“不过你跟我不一样,咱们肯定会拍出不一样的东西。”接着他也开玩笑说:“你再怎么拍,估计也达不到我的成就,所以你就按自己的路走吧。”

他说这句话其实是想告诉我,不要让自己太累。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要有压力,走自己的路,自己想拍什么就去拍什么。”

父亲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红高粱》。特别是现在,当我在拍我的处女作时,我再去看他的处女作便明显感觉到,那种力度、那种很生动的东西,是一生中只会有一次的。

做了导演之后,我也更理解他了。以前觉得他不容易,只是因为他要做很多事情,很辛苦;现在觉得他不容易,是因为我知道,他一直在寻求如何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当这种表达遇到阻碍的时候,他要面临放弃或者取舍或者妥协。当我自己做了导演我才能体会到,一名导演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也能更深层次地理解他了。

但是我觉得我永远理解不了我父亲那一代人,我觉得没有任何后代能理解他们那一代的情感。父亲也会跟我讲起他的故事,我听的时候,甚至有想把它们拍成电影的冲动。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还是留给自己的东西比较多,他不会诉苦,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幸运,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除非我们自己毁掉自己的前途。

同时,我又觉得我从小就很理解我父亲,这个东西没法去定一个时间点,它是一种基因、一种感觉。他的那种隐忍、压抑的性格也潜藏在我的身体里,这种DNA没有办法改变,我也是这种性格。我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会相对比较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他永远都是把自己的情绪默默地藏在心里,永远不会让别人感到他有什么不高兴或者不舒服的,一旦出了事,什么责任都是他自己承担。

我从小就得面对父母离异这件事情,因为在我小时候,父亲是一位个性张扬的人物,我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他的报道,甚至他跟我母亲的事情也会被报道出来。对此,我母亲的态度就是不理不睬,我的态度也是不理不睬,因为别人说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知道自己过得还好就行。

那时候我对父亲倒没有恨,只能说是埋怨,就会问母亲:“为什么别的孩子有爸爸,我却没有?”每回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母亲都很难回答。我又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问了两次我便不问了。

但我母亲是非常维护我父亲的,她一直都说:“你父亲是一个好父亲,他一直都那么努力。你知道他多辛苦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他其实非常爱你,只不过他可能不能经常告诉你而已。”母亲经常跟我说这些话,也促使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一直非常好。

我的父母在我面前都是很平和、很友好的。所以對他俩离异这件事,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理解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当追求不一样的时候,两个人走不到一起,就会分开。

我脑海里关于父亲的最早的画面,就是他穿着一件军大衣来幼儿园看我。我记得我蹲在地上玩儿,然后抬头看,他刚好是背光站着,旁边有一个太阳,我就感觉一个绿绿的、很高大的身影就这么看着我,等着我跟他回家。那时候我有点害怕他,觉得他特别高大……直到现在,这个画面我始终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