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是春秋时期吴国的王子。他天分甚高，且贤明博学，不仅父王寿梦喜爱无比，几个哥哥也是心悦诚服，因而在诸侯国中很有威望，其他国家的执政者热切邀请他前去访问，以一睹他的风采，领略他道德学问的高妙境界，并期待能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一系列出访活动中，他先后拜访了晏婴、子产、叔向等多名贤士，都得到了很高的礼遇和赞赏。
在古代，大凡禮仪活动，往往都少不了宝剑的影子，缘于它既可防身，又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而，古人对它自然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季札在访问徐国时，徐国国君就喜欢上了他的宝剑，而且是非常喜欢，简直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心明眼亮的季札读懂了徐国国君这特别的语言，他渴望将这把宝剑永久挂在自己身上。但是，季札还要去他国出访，作为必不可少的礼仪之物，实在难以赠剑执礼两全，就没有慨然赠剑，以成其美。不过，季札在心里已经决定待完成出使任务就送给他。可是，令季札一万个想不到的是，等他出使回来再到徐国赠剑时，这位钟情宝剑的国君已经不在人世了。季札十分悲痛，最后，把剑挂在这位国君坟墓的树上就离开了。徐国百姓闻之，非常感动，情不自禁地引吭歌曰：“延陵季子（季札因封地延陵而得名）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刘向《新序·杂事卷七》）
季札之剑，乃吴国宝物，然而，他不重国宝重心诺，着实令人赞叹。此时，垂于天地间的，已不单是一把宝剑，而是一座巍然挺立的精神大厦。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窃以为，这个“信”内涵有二：一是你对别人守信，二是你在别人眼里值得信。只有自己守信用，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只有得到别人的信任，办事才能成功。只有大家都守信用，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良好状态，整个社会才能正常、和谐、健康地运转。否则，必陷入尔虞我诈、无休无止的内耗和纷争中，什么事都办不成。孔子对此看得十分真切，故而语之谆谆地告诫人们，人如果不讲信誉那怎么可以呢？
季札显然是深深地读懂了这一点，徐国国君对季札很钦敬，很友好，季札内心同样十分尊敬对方，把他看成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对他心里“有”，而不好意思表达出来的那层“意思”，心里已经做了赠予的承诺。如今，徐国国君虽然人不在了，但他的坟墓还在，只要真想做，就一定能做到。天地可以作证，徐国百姓可以作证，道义永远比国宝分量重。徐国百姓发自内心地咏赞的也不是这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而是人世间最为宝贵的真诚和道义。
按理说，徐国国君只是从神情上表现出了对季札这把宝剑的喜爱，并没有开口请求，连一个字也没有，季札当然也没有任何关于宝剑的一点点表示，因而自然也就谈不上“求”与“诺”这个问题了。可是季札却这样说：“徐国国君心仪这把宝剑，我心里也已经答应给他了。如今他不在了，就不再给他宝剑，这是欺心，而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正人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在季札看来，生于世上，立于天地之间，良心比什么都重要。
关于良心，宋代大儒朱熹这样谓之：“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它是与生俱来的，不被外物环境所左右的那颗本真之心、自然之心。黑即黑，白即白；是即是，非即非。一切所思、所想、所为都遵从内心真实的判断的话，该说不该说，该做不该做，就都有主张了。
季札之“剑”，穿越历史的烟云一直闪亮了两千多年，犹如茫茫暗夜中的灯塔，照彻人类的未来之路。季札原也想将宝剑赠给新任的徐国国君，以完成自己那个未了的心愿，可是新国君却没有接受，他是这样说的：“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也就是说，宝剑再贵重，也重不过信义，我怎么能无缘无故就接受人家的国宝呢？这说的还是剑吗？俨然就是一座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丰碑呀！它上面清清楚楚标示着通往做一个无愧于“人”这个称谓的赫赫路线图，这也是人的自我救赎之路，横济江海到达彼岸的光明之路。
司马迁盛赞季札是一位“见微而知清浊”的仁德之人。他的那把不朽之“剑”，一如垂于宇宙的北斗，永远为一个个钟情于光明未来的灵魂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