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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之“剑”

季札是春秋时期吴国的王子。他天分甚高,且贤明博学,不仅父王寿梦喜爱无比,几个哥哥也是心悦诚服,因而在诸侯国中很有威望,其他国家的执政者热切邀请他前去访问,以一睹他的风采,领略他道德学问的高妙境界,并期待能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一系列出访活动中,他先后拜访了晏婴、子产、叔向等多名贤士,都得到了很高的礼遇和赞赏。

在古代,大凡禮仪活动,往往都少不了宝剑的影子,缘于它既可防身,又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而,古人对它自然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季札在访问徐国时,徐国国君就喜欢上了他的宝剑,而且是非常喜欢,简直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心明眼亮的季札读懂了徐国国君这特别的语言,他渴望将这把宝剑永久挂在自己身上。但是,季札还要去他国出访,作为必不可少的礼仪之物,实在难以赠剑执礼两全,就没有慨然赠剑,以成其美。不过,季札在心里已经决定待完成出使任务就送给他。可是,令季札一万个想不到的是,等他出使回来再到徐国赠剑时,这位钟情宝剑的国君已经不在人世了。季札十分悲痛,最后,把剑挂在这位国君坟墓的树上就离开了。徐国百姓闻之,非常感动,情不自禁地引吭歌曰:“延陵季子(季札因封地延陵而得名)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刘向《新序·杂事卷七》)

季札之剑,乃吴国宝物,然而,他不重国宝重心诺,着实令人赞叹。此时,垂于天地间的,已不单是一把宝剑,而是一座巍然挺立的精神大厦。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窃以为,这个“信”内涵有二:一是你对别人守信,二是你在别人眼里值得信。只有自己守信用,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只有得到别人的信任,办事才能成功。只有大家都守信用,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良好状态,整个社会才能正常、和谐、健康地运转。否则,必陷入尔虞我诈、无休无止的内耗和纷争中,什么事都办不成。孔子对此看得十分真切,故而语之谆谆地告诫人们,人如果不讲信誉那怎么可以呢?

季札显然是深深地读懂了这一点,徐国国君对季札很钦敬,很友好,季札内心同样十分尊敬对方,把他看成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对他心里“有”,而不好意思表达出来的那层“意思”,心里已经做了赠予的承诺。如今,徐国国君虽然人不在了,但他的坟墓还在,只要真想做,就一定能做到。天地可以作证,徐国百姓可以作证,道义永远比国宝分量重。徐国百姓发自内心地咏赞的也不是这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而是人世间最为宝贵的真诚和道义。

按理说,徐国国君只是从神情上表现出了对季札这把宝剑的喜爱,并没有开口请求,连一个字也没有,季札当然也没有任何关于宝剑的一点点表示,因而自然也就谈不上“求”与“诺”这个问题了。可是季札却这样说:“徐国国君心仪这把宝剑,我心里也已经答应给他了。如今他不在了,就不再给他宝剑,这是欺心,而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正人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在季札看来,生于世上,立于天地之间,良心比什么都重要。

关于良心,宋代大儒朱熹这样谓之:“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它是与生俱来的,不被外物环境所左右的那颗本真之心、自然之心。黑即黑,白即白;是即是,非即非。一切所思、所想、所为都遵从内心真实的判断的话,该说不该说,该做不该做,就都有主张了。

季札之“剑”,穿越历史的烟云一直闪亮了两千多年,犹如茫茫暗夜中的灯塔,照彻人类的未来之路。季札原也想将宝剑赠给新任的徐国国君,以完成自己那个未了的心愿,可是新国君却没有接受,他是这样说的:“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也就是说,宝剑再贵重,也重不过信义,我怎么能无缘无故就接受人家的国宝呢?这说的还是剑吗?俨然就是一座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丰碑呀!它上面清清楚楚标示着通往做一个无愧于“人”这个称谓的赫赫路线图,这也是人的自我救赎之路,横济江海到达彼岸的光明之路。

司马迁盛赞季札是一位“见微而知清浊”的仁德之人。他的那把不朽之“剑”,一如垂于宇宙的北斗,永远为一个个钟情于光明未来的灵魂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