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范文网欢迎您!
首页 >  实用工具 >  文摘 >  人物 >

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1

1894年9月,中日爆发甲午海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如死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中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完善科举取士以来,蟾宫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荣光。

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他出身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当状元时,他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曾替张之洞起草过《条陈立国自强疏》,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在一篇晚年自叙中,他回顾说:“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2

张謇要办一个纱厂,他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实际上很窘迫。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是向朋友借垫的。所以,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他拟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

结果很不理想,很多人并不信任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甚至有人问他:“什么是工厂?”

到1896年年底,办厂的钱才筹了不到8万两。这时,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国营的南洋纺织局有2万多锭积压已久的纱机,可以将这些设备折成官股,与张謇搞一个“官商合办”。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有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除锈就花去6000两。走投无路的张謇咬牙接下这堆机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的股本定为50万两,其中,2万官锭折价官股25万两,他再另筹25万两社会资金。

就在这时,作为江苏同乡的盛宣怀答应帮他筹集资金,二人还签署了《通沪纱厂合办约款》,谁知最后,盛宣怀却是一分钱也没有兑现。张謇对此大为恼火,从此对官商绝了念想。

直到1899年夏天,大生纱厂才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000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6万两白银。

3

张謇天生有管理和经商之才。在大生纱厂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两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都及时在例会上讨论解决。有趣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时点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达195条。这在当时,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铁)冶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为了利用广生油厂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纱厂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的印刷用纸;办复新面粉厂是因为大生纱厂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是因为大生纱厂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因为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如此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打造,完全是大工业制造的理念,不但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道。

4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他们宣称穿上一件画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种“神水”后就可以刀枪不入。慈禧太后居然相信这是真的。她下诏向各国宣战,号召“义民成团,藉御外侮”。

當时,李鸿章被派到广东任总督,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刘坤一任两江总督,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张之洞在圣旨下达同日,电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李鸿章更绝,他径直对辖内官员说,北京的电报发错了,“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但是,大家对如何解决危机仍束手无策。

这时,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四大总督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

互保方案明显与慈禧的宣战圣旨相悖,依清律,是大逆不道的灭门大罪。盛宣怀斗胆提出,居然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响应。

在南通办纱厂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得闻此议,也非常认可,并积极参与促成。几位总督中,刘坤一最为首鼠两端,他对形势判断不清,与李、张等人又有心结和矛盾。这时,出面劝说的,是跟他交情最深的张謇。

盛宣怀则连日周旋在各国公使中。经过盛、张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烟弥漫的时候,南方终于没有发生战事。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清廷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近现代史上,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开明理念、社会声望、在商业实务上的积累以及独特的妥协智慧。

5

1900年之后,张謇的大生纱厂进入全盛期,不过作为士商代表的他志不在此。他决心从实业、教育入手,在民间层面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

1903年开春,张謇在南通创办小学,那时普遍都叫“学堂”,张謇称“学校”。10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一律改称学校。张謇的小学分为本科和讲习科。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经义兼国文的题目是“先知先觉释义”,历史题为“三代学制大概”,地理题为“中国生业物产大概”,还有两道算术题。
  
  据记载,考试那天,大雨滂沱,学生都是撑着油纸伞来的,监考的教习中就有以后鼎鼎大名的学者王国维。张謇伫立校门,淋雨迎候每一个学生。

他为学校立的校训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为了提高教师收入,有一年,他在一次股东会上提议,把旗下一家垦牧公司原来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多出的近千股,给南通师范学校450股,公司职员460股。

南通原本是一座偏处一隅的小城,在张謇办厂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

随着张謇的企业日渐增多,荒芜的城南竟渐成气象。南通旧城内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狭窄,只能通人力车;南边的新城则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师范、图书馆、博物苑、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以及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等公共设施及企业比邻而兴,南通向外界展示着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张謇经商一生,所积财富数百万两,大多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设。他平常的生活十分俭朴,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1903年,他应日本博览会之邀去日本考察,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客票。有人惊讶于他的节俭,他答曰:“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

6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返沪。当时,大生纱厂的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是来参加开工仪式的。轮船开动时,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长江对岸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听到枪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嘱咐水手加速离去。

从留存至今的记录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

作为立宪派的民间领袖,张謇此前一直反对革命。但是,随后的形势发展完全出乎预料,他的两位最亲密的立宪派同党汤寿潜和程德全相继在浙江、江苏宣布独立,张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现实。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很快,他与上海的同盟会取得联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党前往南通,成立通州军政府,宣布和平光复。

张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实业总长,1912年1月3日,他以这个身份与孙中山对谈政策。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他在当天日记中对孙中山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就是边际的意思。这话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没有实际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当时政令都出不了南京,军饷也发不出来。

1915年,张謇再度被袁世凯任命为农商总长。

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就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凡隶属本部的官办企业全部停办,改由招商承办;一些大宗的实业,比如丝、茶、机械等,一两家私人公司无法经营的,但其重要性关乎社会农商业的进步,那么,可由官方先做规划,然后交由民营。其思路脉络,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张基本偶合。

7

张謇的实业在1914年前后达到巅峰。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企业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

张謇的大生纱厂是最重要的棉纱制造集团,在1918年,大生两家工厂的利润率都超过100%,1919年,两厂盈利高达380多万两白银,创下最高纪录。当时,大生股票是最抢手的股票。据时人回忆:“一股100两银子,红利最高可达一股20两,一些股金多的投资者,得到的利息甚至要用车子推。”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厂的利润累积超过1000万两白银。

中国人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对企业家来说,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这方面,张謇是一个值得推崇的典范。从1903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公共事业上。

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它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的卡车,以及满载旅客的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和运河,运输线四通八达……”

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也是在这一年到访南通,他将南通称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他称南通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文学家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

同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最高。这一年,张謇过了他的70岁大寿。

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中国再次成为被争夺的市场,加上农产品连年歉收,各种原材料价格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其中,最惨的是之前发展最快的棉纺业。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厂家不堪其重,爆发了纱厂危机,到1924年年初,1/3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

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動的事件便是张謇的破产。

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纱厂一厂的债务就已经高达906万两白银,张謇被迫把苦心经营的全部企业交由债权人接办。

自企业亏损之后,种种流言四起,每次开股东会,他都不得不面对指责,好几次会议不欢而散。在一封写给股东的信中,张謇十分无奈地说,自己已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集团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他还给自己在狼山选了一块墓地,自拟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墓上不铭不志,只简单地刻着“南通张先生之墓阙”,没有头衔,没有装饰。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还去视察江堤,为盐垦事业做最后的努力。因劳累过度,他发起高烧,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

春与人俱老,花随梦已空。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适为他的传记作序言,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毛泽东则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张謇不能被忘记的,又何止轻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