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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9月，中日爆发甲午海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如死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中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完善科举取士以来，蟾宫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荣光。
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他出身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当状元时，他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曾替张之洞起草过《条陈立国自强疏》，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在一篇晚年自叙中，他回顾说：“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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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要办一个纱厂，他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实际上很窘迫。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是向朋友借垫的。所以，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他拟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
结果很不理想，很多人并不信任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甚至有人问他：“什么是工厂？”
到1896年年底，办厂的钱才筹了不到8万两。这时，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国营的南洋纺织局有2万多锭积压已久的纱机，可以将这些设备折成官股，与张謇搞一个“官商合办”。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有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除锈就花去6000两。走投无路的张謇咬牙接下这堆机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的股本定为50万两，其中，2万官锭折价官股25万两，他再另筹25万两社会资金。
就在这时，作为江苏同乡的盛宣怀答应帮他筹集资金，二人还签署了《通沪纱厂合办约款》，谁知最后，盛宣怀却是一分钱也没有兑现。张謇对此大为恼火，从此对官商绝了念想。
直到1899年夏天，大生纱厂才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000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6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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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天生有管理和经商之才。在大生纱厂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两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都及时在例会上讨论解决。有趣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时点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达195条。这在当时，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铁）冶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为了利用广生油厂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纱厂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的印刷用纸；办复新面粉厂是因为大生纱厂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是因为大生纱厂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因为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如此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打造，完全是大工业制造的理念，不但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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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他们宣称穿上一件画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种“神水”后就可以刀枪不入。慈禧太后居然相信这是真的。她下诏向各国宣战，号召“义民成团，藉御外侮”。
當时，李鸿章被派到广东任总督，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刘坤一任两江总督，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张之洞在圣旨下达同日，电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李鸿章更绝，他径直对辖内官员说，北京的电报发错了，“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但是，大家对如何解决危机仍束手无策。
这时，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四大总督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
互保方案明显与慈禧的宣战圣旨相悖，依清律，是大逆不道的灭门大罪。盛宣怀斗胆提出，居然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响应。
在南通办纱厂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得闻此议，也非常认可，并积极参与促成。几位总督中，刘坤一最为首鼠两端，他对形势判断不清，与李、张等人又有心结和矛盾。这时，出面劝说的，是跟他交情最深的张謇。
盛宣怀则连日周旋在各国公使中。经过盛、张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烟弥漫的时候，南方终于没有发生战事。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清廷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近现代史上，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开明理念、社会声望、在商业实务上的积累以及独特的妥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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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之后，张謇的大生纱厂进入全盛期，不过作为士商代表的他志不在此。他决心从实业、教育入手，在民间层面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
1903年开春，张謇在南通创办小学，那时普遍都叫“学堂”，张謇称“学校”。10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一律改称学校。张謇的小学分为本科和讲习科。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经义兼国文的题目是“先知先觉释义”，历史题为“三代学制大概”，地理题为“中国生业物产大概”，还有两道算术题。
据记载，考试那天，大雨滂沱，学生都是撑着油纸伞来的，监考的教习中就有以后鼎鼎大名的学者王国维。张謇伫立校门，淋雨迎候每一个学生。
他为学校立的校训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为了提高教师收入，有一年，他在一次股东会上提议，把旗下一家垦牧公司原来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多出的近千股，给南通师范学校450股，公司职员460股。
南通原本是一座偏处一隅的小城，在张謇办厂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
随着张謇的企业日渐增多，荒芜的城南竟渐成气象。南通旧城内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狭窄，只能通人力车；南边的新城则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师范、图书馆、博物苑、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以及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等公共设施及企业比邻而兴，南通向外界展示着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张謇经商一生，所积财富数百万两，大多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设。他平常的生活十分俭朴，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1903年，他应日本博览会之邀去日本考察，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客票。有人惊讶于他的节俭，他答曰：“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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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深夜，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返沪。当时，大生纱厂的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是来参加开工仪式的。轮船开动时，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长江对岸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听到枪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嘱咐水手加速离去。
从留存至今的记录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
作为立宪派的民间领袖，张謇此前一直反对革命。但是，随后的形势发展完全出乎预料，他的两位最亲密的立宪派同党汤寿潜和程德全相继在浙江、江苏宣布独立，张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现实。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很快，他与上海的同盟会取得联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党前往南通，成立通州军政府，宣布和平光复。
张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实业总长，1912年1月3日，他以这个身份与孙中山对谈政策。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他在当天日记中对孙中山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就是边际的意思。这话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没有实际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当时政令都出不了南京，军饷也发不出来。
1915年，张謇再度被袁世凯任命为农商总长。
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就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凡隶属本部的官办企业全部停办，改由招商承办；一些大宗的实业，比如丝、茶、机械等，一两家私人公司无法经营的，但其重要性关乎社会农商业的进步，那么，可由官方先做规划，然后交由民营。其思路脉络，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张基本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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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实业在1914年前后达到巅峰。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企业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
张謇的大生纱厂是最重要的棉纱制造集团，在1918年，大生两家工厂的利润率都超过100%，1919年，两厂盈利高达380多万两白银，创下最高纪录。当时，大生股票是最抢手的股票。据时人回忆：“一股100两银子，红利最高可达一股20两，一些股金多的投资者，得到的利息甚至要用车子推。”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厂的利润累积超过1000万两白银。
中国人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对企业家来说，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这方面，张謇是一个值得推崇的典范。从1903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公共事业上。
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它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的卡车，以及满载旅客的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和运河，运输线四通八达……”
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也是在这一年到访南通，他将南通称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他称南通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文学家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
同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最高。这一年，张謇过了他的70岁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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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中国再次成为被争夺的市场，加上农产品连年歉收，各种原材料价格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其中，最惨的是之前发展最快的棉纺业。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厂家不堪其重，爆发了纱厂危机，到1924年年初，1/3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
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動的事件便是张謇的破产。
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纱厂一厂的债务就已经高达906万两白银，张謇被迫把苦心经营的全部企业交由债权人接办。
自企业亏损之后，种种流言四起，每次开股东会，他都不得不面对指责，好几次会议不欢而散。在一封写给股东的信中，张謇十分无奈地说，自己已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集团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他还给自己在狼山选了一块墓地，自拟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墓上不铭不志，只简单地刻着“南通张先生之墓阙”，没有头衔，没有装饰。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还去视察江堤，为盐垦事业做最后的努力。因劳累过度，他发起高烧，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
春与人俱老，花随梦已空。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适为他的传记作序言，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毛泽东则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张謇不能被忘记的，又何止轻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