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江而建的吊脚楼既是李春平生长的地方，也是他成长的摇篮。
李春平的故乡不在远方，在紫阳。他在接受专访时说“我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是家庭妇女，她生了八个孩子，成活了四个，我是最小的。父亲是公社书记，文革时被打为走资派，批得死去活来。我的童年给我留下了太多的仇恨和创伤，懂事之后便是对仇恨对象的宽容和理解。童年的经历扭曲了我的人格发育，所以我至今见了生人就心里虚。”这是一段倾诉辛酸的话语。
高桥镇何家堡村有幢古老的吊脚楼，雅致、大气，像天生的一幅艺术品。春平在吊脚楼里成长，读小学，上高中。在小楼里滋生了作家梦。文学之路就是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大上海。
从吊脚楼不知寄出去了多少篇小说，寄出去便石沉大海，没有半点音讯，偶尔会收到几件退稿，但他从来没有灰心过。
不久，李春平走出吊脚楼，在高桥区文化站工作，三四年时间里，累计有十几部短篇小说在省级刊物发表。1984年底，他收到《延河》编辑部寄来的借调函，他高兴得给单位领导招呼也没打便到了《延河》编辑部，上了三个月班，帮编辑部看稿，用的是路遥的桌凳，见到了不少名家。那时紫阳县政府正缺秘书，有人推荐李春平，可找不到人影。一辆县长的专用吉普把李春平接回了县政府办公大楼，于是他在秘书的工作岗位上一干就5年。后来他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这奠定了写官场小说《奈何天》的基础，积累了一笔巨额财富。李春平是个热爱自由生活的人，他能独立地富于创造性地完成每一项工作，却不愿受到过多的约束。烟瘾大，茶瘾大，酒量小，每天坚持写5000字，熬夜有功夫，睡懒觉也有功夫。这些特点，朋友们不仅接受还把它当成了优点，但绝对不可能作为机关评先进、提拔重用的条件。
当年，紫阳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他报名要求去上海做生意。1995年，对于李春平来说是个大转折，甚至是一种痛苦的转折。7名工作人员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小楼上打着通铺，楼下是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白天他跟大家一起出去谈工程业务，晚上回单位在床上写作。李春平说，他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跑遍了历史上英、法、德等国在上海所有的租界，了解上海的历史文化。他用敏锐的目光去审视上海普通事物，他看到了不少人抛妻别子，远走他乡，到上海来寻梦。他们是流浪者，也是建设者。上海有400万外来大军，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而是全国人民在一个滩上建设起来的上海。浦东开发的热潮感染了李春平，他的精神细胞产生了创作冲动，于是他就趴在集体宿舍的床沿上写：“小时候，我问我父亲，上海是什么？”父亲回答-“上海是个滩。”1996年，他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反映浦东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三个月后，《上海是个滩》编入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大上海小说丛书”，并且给了他6000元创作资金。这时，市作协却找不到李春平的下落，原来书稿脱手后，他独自一人回到了西安，紫阳朋友邢世嘉为他提供食宿，备足了烟茶。他关闭了手机，聚精会神地写出一部中篇小说《半个上海人》。《上海是个滩》出版后，轰动了大上海，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影响，连续印刷了三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三个月，《人民日报》、《文汇报》、《文学报》、《解放日报》、新华社华东分社编发了消息。《文汇报》上发表文艺理论家戴翊的文章《文学创作与城市精神》一文．说《上海是个滩》这部书对表现上海城市精神有特殊意义。书名至今成为上海的流行语。
小说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1997年，他发表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1999年春天，应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邀请，用40天时间采访了30多位学术界名流。创作出史志性长篇报告文学《辞海纪事》，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其作为全国辞书编辑培训的基本教材。几年来，李春平出版了《情人时代》、《上海夜色秀》、《我的多情玩伴》、《奈何天》等6部长篇小说和30部中篇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李春平长篇小说自选集》（三卷本）。李春平是失落的生意人，但他是春风得意的作家。
小说充满了大气。他是个主张把小说写成大说的人。所谓大，就是大视野，大境界，大痛苦，大欢乐。上海称李春平为新生代小说家，也有称他为著名作家，但他对“著名”两个字最不高兴。他说-我一向反对传媒用‘著名’二字介绍我，我的不足我是知道的。我之所以选择上海，主要是因为地域因素，上海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融的地方，我可以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关注人生，关注社会。”
从吊脚楼走出的李春平把小说写成了大说，其中包含着个人对艺术追求的大苦大累大投入，回报给社会的是大奉献。他热爱自己的故乡，他说：“我的根在故乡，我的身上流着紫阳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