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书好看，我是知道的。
我的书有人爱看，我是知道的。
我的读者没有金庸的读者多，我也是知道的。
金庸是个天才。
大约在2005年，香港、深圳和南阳三地联合拍摄了我和金庸先生的对话。
那次论坛选址在深圳，是有原因的。南阳离沿海城市较远，对话的社会效果不易张扬。金庸先生已逾八旬，不宜远道前来河南，我则身体不佳，到香港又觉得太远。最后，在中间路上选了深圳。
会面时，我谈到喜欢读金庸的书。金庸先生客气，说喜欢阅读我的“康、雍、乾系列”历史小说。我又讲金庸先生的书也有我不太喜欢的，如《雪山飞狐》《碧血剑》。我也坦陈了我的看法：金庸先生是天才。
我说他是天才，并非是在这里逢场作戏，这是我的真心话。
中国的武侠文学，如果追着根去，可以追到《史记》里的《游侠列传》。该列传可以看作是武侠小说门类中的纪实文学作品。也可以说，从西汉时，中国的武侠和游侠已经走进了社会。这个时期过后，便产生了“红线女”“风尘三侠”“柳毅传书”等江湖侠义传奇，这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尤其到了清代，继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之后，又出现了《彭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市民传本小说，却也是侠义小说。到《三侠五义》，可以说是达到了侠义小说的顶峰。
这么说来，要好几百年，侠义小说才能完成一个轮回，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才可能产生一种质的变化。
如《红线女》等作品，表现的是当时作家头脑中为伸张正义而不计后果、不虑私利的社会意识。为弱者申诉、为受辱者呼吁，通过杀伐决斗昭示社会对正义的渴望与诉求，到了明清时期，这与西方的骑士小说有某种相通的地方。西方的游侠身处冷兵器时代，一群或某个拥有搏击实力的人保护一位公主、美女、显赫家族的落魄淑女……种种如是。在中国，同样是类似的冷兵器高手，却单人或联众护佑一位肯为弱势群体或求告无门的底层平民伸张曲直、辩白冤诬的廉洁敢为的官员。而从文学艺术史的角度讲，东西方这两群人相继出现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地域，似乎连“商量”“约定”的联系也没有。
從明清小说开始，中国的武侠几百年来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但到了现代，又出现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作家的武侠小说，金庸毋庸置疑是主将之一。他们数年之间便风靡全国，让武侠小说普及到平民家庭，成为青少年喜爱的文学体裁，这里头金庸先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20世纪末，曾发生过某作家批评金庸的事。当时报纸等媒体的舆论是这样说的，某作家早上在街上骂了一句“金庸他妈的”，话音刚落，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人们回骂：“某某，你他妈的！”金庸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全民性的。我在这里并不是想将那个作家与金庸进行实质性的比较，我是说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被金庸等人拔高到何种程度。在中国的读者群体中，金庸的小说既涵盖高层领导，也吸引引车卖浆为生的贩夫走卒，从大学生到小学生，几乎一谈起武侠小说，共同的话题便是金庸、古龙、梁羽生这几位作家。
我称金庸先生是天才，就是这个原因。这些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大师彻底摆脱了侠客保卫清官的旧套路，在武侠中注入了人文性。他们捍卫的不再是哪个人，而是一种理念，人性理念。除了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平与爱，他们的武侠还涉及一些我们传统旧武侠中所没有、所忽略的社会问题。但捍卫人性自由、追求平等意识，恐怕是社会共同的阅读需求。
从西汉游侠开始到唐人传奇，到明清武侠，再到当代，几百年才发生一次质的变革，我没有理由不认为金庸是个天才。而天才，我们无法指定或要求，上天必须每多少年赐予我们一个。因此我还要说：我不指望上天在一百年内，还能再给我们一个“金庸”。
在我和金庸谈话时，金庸问我，最爱读的是他的哪一部小说，我说是《神雕侠侣》。他又问：“为什么呢？”我当即答：“杨过本身是一个无依无靠、无后援的苦孩子，生活在郭靖、黄蓉家，郭、黄也不是坏人，但郭家就是不能容纳杨过。师母提防他，师姐很骄傲，师弟也欺负她，郭靖无奈，送杨过到终南山。终南山的道士们又与杨过过不去，逼来逼去，将杨过逼到古墓中，还不肯罢手，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杨过就这样漂泊江湖，与各种人打交道，学了一身本领，又来报答郭靖等人，并百死不悔地爱着小龙女。那么多的好人伙同坏人共同与杨过为敌，原因只有一个，杨过的父亲杨康不是好人！杨过越受欺负，本领越大，终于压倒众人，成了战无不胜的英雄，故事的哲理性始终在书中等待读者领悟，成了牵引众多读者的暗存主线，好就好在这里。”
郑渊洁先生也到过我家，他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回答说：“就是你写的那两只小老鼠的故事，仅仅因为一出生就是只老鼠，便遭受社会和人类的歧视，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吗？比如一个地主的孩子，升学无望，参加工作无望，推荐选拔无望，进城务工亦无望，你教他怎么办？那就到童话里去寻觅力量吧。”
金庸的书不是被称作“大人的童话”吗？读者于是蜂拥而至，形成这样浩大的势态。
人哪，渴望什么就会拥有什么样的许愿与承诺。
作为作家，岂可不勉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