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6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6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6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女兵5个人当中的一员，到达了这块共和国最高的土地。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5000米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汇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谜。
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在呼喊着“我的”。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幻影。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
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20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的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们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给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清晨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淌溢出者为胜。记得是我荣登榜首。好像是贮藏了好多滴水吧，在指甲的中心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
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攀越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时，心脏仿佛在胸膛炸成碎片，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17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峭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地锲人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肌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
那一瞬我苦恼至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藏语：医生），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缕缕绳子样的军马，它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峡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
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的瞳孔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际。我为一个20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铁瓷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严寒使掉出的肠管变得像水泥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膨出的肠子,扎了皮带显得有些臃肿外,看上去真是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会笑话我的,他们把生生死死看得像蚕蜕皮一样正常。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很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楞着,像一种干果的翅膀。
那个班长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20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永冻层中,该有一小块泥土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舌头尝一尝吧！
1980年我转业到北京,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词的评价。对一个30岁的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
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但是,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强烈地撞击着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感觉陌生。
我到过中国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
但我除了爱看小说以外,从未经过正规的文学训练。
我决定先系统地学习。恰巧这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招收自学生,不必到校听课,只要在规定的日子里参加考试,取得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我开始了偷偷地学习。为什么要偷偷的呢？我总觉得一个医生要学着写小说,是件不正常的事情。你想啊,医生是和人的性命打交道的职业,谁愿意把自己的命交到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手里？虽说我在上班看病的时候,绝对全神贯注,但我仍为自己的自学感到惭愧。
人们知道了我的自学,仍然找我看病,我真的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内科主治医生。但是病人们说,毕大夫,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有了医学的大专文凭吗？这如今图的什么呢？我无法回答。
一个微小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地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以毕业论文“优”的成绩结束了自学。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了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值班,恰好没有病人。
日光灯管发出嘶嘶的叫声,四周一派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在不到一周内完成了。
从那以后,我写了大约100多万字的作品,获得了多次的文学奖。
我写了高原严酷的军旅生活,也写了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我的笔触有时涉及女性微妙的心理,有时也探讨经济领域眼花缭乱的现象……我是一个写作题材比较宽泛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心绪比较轻松。我总想,自己原本是个医生,因为有话要说,才拿起笔来。假如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当医生,治病救人,也是很神圣的。
我后来又读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得到了硕士学位。现在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专业作家。之所以暂时的不当医生了,主要还是为了对病人负责。一边看病一边写作,无论自己多么在意,有时也难免分神。影响了写作不要紧,耽误了病人就糟了。告别医院的那一天,我心里好忧伤,有一种流离失所的凄凉……
医生和作家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可叹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可选择其一。
我的父亲已经仙逝。他的眼睛在天上注视着我,更使我有一种无法逃遁的庄严感。
为了西部那座美轮美奂的雪山,为了我的父母殷殷的期望,我将努力写作；直到我无法胜任这一神圣的工作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