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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长者

陈之藩撰文《在春风里》,卒章显志:“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文中的“春风”特指胡适,这样的春风乃是长者之风。

北大教授温源宁作名人小传,称赞胡适,上课时总记得为衣裳单薄的女生关紧教室的窗户,以免她们着凉。这个细节很细微,却彰显了胡适的绅士风度。

1948年,胡适将自己珍藏的《红楼梦》甲戌本借给燕大学生周汝昌,他对周汝昌的品行一无所知,借后从未索还。周汝昌与其兄周祜昌录下副本,然后写信告诉胡适,胡适欣然赞同。周汝昌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为曹雪芹的原著恢复本来面目,胡适仍鼎力支持,他又将珍藏的《红楼梦》戚蓼生序本借给周汝昌,周汝昌如虎添翼。

1954年,张爱玲从香港邮寄长篇小说《秧歌》给胡适,不免忐忑。胡适读完后,通篇圈点且题写了扉页,将它寄还给张爱玲。她翻看时,“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张爱玲在美国定居之初,颇得胡适照拂。他们都喜欢《海上花》中精彩绝伦的苏白(吴语白话),在文学上多有共鸣。胡适呵护晚辈,从不溺爱,而是慈中有严。女兵作家谢冰莹请胡适题词,胡适的哲语敲击心坎,鼓舞精神:“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胡适爱才,惜才,奖掖晚辈,提携后进,乐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名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来激励大家。“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胡适对许多人都有知遇之恩,他不在意对方的政治立场,只留意他们的才华和学问。如季羡林、杨联陞、沈从文、毛子水、邓广铭、千家驹、罗尔纲……不少才俊经胡适栽培,成为国家栋梁、文化精英。

胡适性情温和,但他的主见很鲜明。叶公超说:“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生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地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帮助同行,是胡适的习惯作为。林语堂到哈佛进修,由于官费未及时发放,陷入困境。他打电报回国告急,胡适倾尽私囊汇寄两千美金,助其完成研究。林语堂回国后才知个中情形,自然很感动。

唐德刚称道胡适:“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他从无‘程门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学气味,被他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会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好一个“满室生春”,谁不受用?

胡适对台北街头关心政治的卖饼老人袁瓞语重心长地说:“社会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春风是爱物的,长者是爱人的,胡适爱人以德。

十二岁少年余序洋患有糖尿病,他读到陈存仁的《津津有味谭》,对名医陆仲安治好胡适糖尿病的故事颇感好奇,便写信去向胡适求证。胡适毫不怠慢,回信说明那个故事纯属谣传,不足取信。在写信和复信这一点上,若论热心程度,胡适与蔡元培难分伯仲。

健谈者多半好客。南宋理学家朱熹喜欢与客人聊天,虽在病中亦不改积习,弟子劝他少见人少讲话,他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懒惰,也教我懒惰!”胡适富有人情味,他比朱熹温和,在好客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不愿将人拒之门外,他有点像东晋名士和大臣王导,身上具备天然的亲和力,应对周旋游刃有余,来者皆喜,满座尽欢,无论对方是谁,居高位者如是,处底层者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