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不说“实话”很久了，不“说事”也很久了，现在他在做什么？
《电影传奇》的工作室里，有一间大屋子摆着工作台和设备，满地摞着箱子盒子，有的地方几乎下不去脚。崔永元踮着脚迈到这边墙根儿打开一提箱，拎出一台摄影机，插上胶片盒：“这是我最近买的老摄影机，德国产的，现在都没人会用了。”到对面墙根儿，指着一个方铁皮盒子：“这是《武训传》一套35毫米拷贝，民间收的，哪天我弄场放映。”又从门后边搬出个1。5米高的大镜框，一幅黑泽明电影《乱》的意大利版老海报：“我在日本买的，合人民币才一千多块。你在国内根本见不着。”
这个下午他刚从潘家园旧货市场回来，买了一千多块钱的老电影资料：上世纪50年代办的杂志《新电影》、《外国电影》、《电影艺术》。“我一个摊儿一个摊儿地找，拿回来所有同事都高兴。”他让同事打开电脑，演示《电影传奇》自建的中国电影检索系统，搜索一部电影或一个影人，能查出一长串的相关书籍、报章、照片。这个资料库现在已经有200G的内容，崔永元打算在逐步完善之后，义务向电影研究人员开放，“学生做论文，老师查资料，写书，都可以到这儿来”。这个事真好，可似乎不该是个人来办的。
“应该国家来做？”崔永元脸上挂出标志性的微笑，“国家正忙着炒股票呢！”
抢救《中国大使》
《电影传奇》不久前做了个统计，光是采访影像，已经有11万分钟，涉及1500多位中国电影人，其中至少有50人已经离世。
崔永元又悄悄开始了实施名为《中国大使》的新计划。他打算采访86位新中国前任驻外大使，以及当时的翻译、司机、秘书，加起来可能有数百人。
已经采访的两位，一个是符浩，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大使，“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他都参与了”。一个是凌青，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延安，美军参观团来的时候，他就做翻译”。他们马上要采访的另一位大使，已经九十多岁。
“这也是一种抢救。他们讲得非常好，有的听了都吓人，跟我们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播出怎么办？崔永元想得也明白：资料搜集一回事，播出是另一回事。“关键是把东西留下来吧，老人过几年就没了。”
老人身体不好，一天最多采访两个小时，他们就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去。两位外交官的采访眼下已经做了25小时，并且提供了几百张照片、几十万字的文字资料。
“《电影传奇》是电影史需要的，《中国大使》是外交史需要的，这些口述资料要完整地收集进去。不是说有档案文本、历史记载就够了，所有的人都希望面对面地交流和采访。”照崔永元自己的爱好，今天没事，他愿意去北京人艺，希望那儿有个档案馆，看上一下午，跟英若诚、于是之“对对话”，看看他们什么经历、怎么想的，他们怎么看待一个作品。但这个资料不可能有了。
“再过若干年，那些学者要研究电影或者外交的时候，希望跟当事人聊，人已经没有了，那么我给他保存住了这个机会。当你到档案馆里面，把这个档案往这儿一放，就是你和他的交流。就相当于你可以听到第一手的资料。”
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里写了三个人，都说是自己把老舍的尸体从太平湖里捞上来的，三个人说的服装不一样，姿势不一样，尸体旁边漂浮的东西也不一样。崔永元特别喜欢傅光明这一段话，他说：“谁在撒谎？我宁愿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诚实的。”
“口述历史，是个体的历史，它可能不是现实，也不是正史。但是我觉得大历史，真正的历史，就是这些个体感受、细节，一个一个画下来。”
礼葬“国宝导演”
《电影传奇》剧组两年前把前南斯拉夫老影人请到北京，在新东安电影院办观众见面会。本来是三部电影三个厅，可到那儿一看三个厅的人凑到一个厅还远没坐满。崔永元打电话叫所有同事都带着家属来，要当任务完成，要让那些客人觉得特别受尊重、受欢迎。
那天晚上，人坐得满满的，“瓦尔特”很激动，说在南斯拉夫，他们就说我是中国电影明星，没想到这么多年，你们还记得我。“他非常感动，其实全是我们的安排，我觉得这是善意的欺骗。”
做中国老电影时接触那些电影人，崔永元总觉得他们活得“凄惨”—每天早上提着个篮子到菜市场买菜，跟人讨价还价，没谁会因为他们曾经的成就而少要一分钱。他曾帮忙操办一个“国宝级导演”的葬礼。厂里就给了400块钱殡葬费，家属只能租5块钱一个的纸花圈。他们头一天去看现场，花圈是这么个租法：“这拨人哭哭咧咧地正往外走呢，工作人员就已经往下摘挽联了，下一拨要用，甚至他们说：‘你们抓紧一点儿，后面的马上开始了’。”
“当时我就想，我死了以后可不办这个，真的。我可不愿意我女儿站我这儿，还没弄完呢，旁边催快点儿，后面还有一个呢。这干什么啊，你直接把我烧了埋了，咱不弄这个。真的特别的凄凉。”
“艺术家一辈子要什么？我觉得就是要别人的尊重、理解，他想活在别人的记忆里。但是现在，我们的中国影人也好，外国影人也好，就连这个也做不到。”这些情形让他慌乱—“现在我全身心地做这个节目，有一天我也会老，也会退休，我一样希望得到后人的尊重、理解。”
《电影传奇》下一步的国内拍摄计划是为人物作传。不是大明星大导演，而是人们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电影人。已经列上名单的，有写出《敖包相会》的作曲家通福，有被造反派打死在摄影棚里的《红旗谱》编剧海默。
崔永元很清楚，这没收视率，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些，但他认为有价值，甚至是“平反”的价值。“虽然相关机构都给他们平反了，但是在很多熟悉他们、热爱他们的人心里，我觉得还没有彻彻底底地平反。现在要在一个好的平台上，讲讲他们的经历，讲讲他们的不幸，他们的委屈。”
会见省委书记
去年的“长征”之后，因为忙于《电影传奇》等节目的制作或筹划，崔永元暂停了《小崔说事》的制作，在演播室当主持的时候越来越少。只在去年、今年“两会”期间，各做了12期特别节目《小崔会客》，会的不是以往百姓，都是省部级高官。
小崔一样有底气：“省委书记也是从插班生啊、野孩子啊那个时候长大的，长大成为省委书记了，小时候有什么区别啊？也有爱吃醋熘白菜的，爱吃炒大葱的，不会有天生对不上话的。”
交流之前也几乎不做准备，开始之前十分钟才见面，两人一握手，直截了当：书记，哪些事您不爱说，或者哪些事您非要把它说透，您告诉我。“他就说，你给我留点时间，让我把那些事说清楚，家庭私生活尽量不说。”
“我不跟他们八卦，没有意思，他们不是艺人，八什么卦。”小崔想让公众看到的就两点，“一个是他们脑子清楚不清楚，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执政能力。该知道的大数你要知道，该知道的走向你也要知道，这些东西你要说，得整明白。”
“第二个是看他有没有人情味，有没有人性，这个很重要。有没有为了一个孩子而痛苦、着急，会不会为一个老百姓的困难感到难受。是装的都能看出来，您在那儿一说，我，现场的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能看出来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觉得无所谓，那你就装，随你的便。”
这里面很多人让他非常喜欢。比如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说起父亲去世时他没能在身边，“潸然泪下，哭得像个孩子”。安徽的省委书记郭金龙，孩子上学时候他正在市里主管教育，想去的那所学校要提俩条件，他说他答应不了，结果孩子没进去。还有中国工程院院长、前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因为上海百姓配合苏州河改造，在人代会上，向代表们鞠了三个躬。
有没有让这两条给检验出不那么够格的？
“当然有了！”他连半秒钟都没有迟疑。
小崔对“会客”总结说：“没什么难受的，一样，普通老百姓更费劲。”
细说起来，都不止“费劲”，甚至是他的“痛苦和困惑”。
“我的痛苦和困惑是他们在底下那么敢说，只要镜头一对准他们，都一套一套的。也没痛苦了，也不难受了，也没挫折了。就是普通一个老百姓都会，小孩都会一套一套的，我说这是吓的还是怎么着。为什么这样？大家一看到镜头就特别的客气，每个人都按照报纸上说。”
收藏摄影机
今年44岁的崔永元说：“我现在厌倦了灯光下抛头露面当主持人的生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病好了以后，我就没兴趣了。”他陶醉于当一个制作人，想一些很好的项目，然后带着一帮人让它实现了。“我现在特别愿意做这件事情。这肯定跟年龄有关系。”
这些项目包括《电影传奇》和《中国大使》，以后他还想分门别类地做类似的口述史收集，比如戏曲、画家。就他这些人，肯定做不过来，他想给电视台写信，建议像NHK（日本放送协会）那样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不负担节目的播出，只是承担资料的收集。
每周去潘家园淘资料、收集电影藏品也成了他极大的乐趣。单单是各种摄影机、放映机，他已经四处弄回来三十多台，天天守着这些东西。“那种感觉不是什么东西能代替的，真的特别高兴。我如果今天出去剪个彩，拿一个大红包回来，我可能也没什么可快乐的。我会觉得，妈的，香港那帮人，也剪一剪子，可能比我这红包大得多；那谁谁一天剪了三剪子，我才一剪子……你永远幸福不了。”
崔永元去了四川大邑的建川博物馆，回来对樊建川的收藏赞叹不已。樊建川自己房间里有个柜子，全是各种各样的旧档案。“随便抽出来一个，就是一个最好的题材，他可以写一部书。”他就随手抽了一个看，是这么个故事：一群居民，怀疑他们街道里有一个人是苏修特务，大家一起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全都记录下来；到最后“收网”，这个人说不清楚了。本来一普通人，愣给盯成了苏修特务。“所以我说樊建川当然高兴了，每天晚上不睡觉也无所谓。”
主持人的职业，崔永元打算在三四年内慢慢退出来了。不是工作费劲，而是因为职业主持人会有很多事。“比如频道有晚会，你说你去不去？台里有其他的节庆节目，需要你去，你去不去呢？需要你拍个宣传片，你拍不拍？”
他不愿再为这些花时间了。现在，就是把所有时间都拿来抢救各个艺术领域的口述历史，搜集文献资料，还是有很多事已经来不及做。“比如现在的话剧，影像收集已经来不及了，口述史收集也已经来不及了；戏曲的也已经来不及了。我不着这个急，我最早为什么老是惶恐，或者做事很忙乱？我觉得有15件事情要做，我怎么样才能做完呢？现在我已经不那样想问题了。来不及就来不及，命该如此。我先把我这两件事干了。要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