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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不说“实话”之后

小崔不说“实话”很久了,不“说事”也很久了,现在他在做什么?

《电影传奇》的工作室里,有一间大屋子摆着工作台和设备,满地摞着箱子盒子,有的地方几乎下不去脚。崔永元踮着脚迈到这边墙根儿打开一提箱,拎出一台摄影机,插上胶片盒:“这是我最近买的老摄影机,德国产的,现在都没人会用了。”到对面墙根儿,指着一个方铁皮盒子:“这是《武训传》一套35毫米拷贝,民间收的,哪天我弄场放映。”又从门后边搬出个1。5米高的大镜框,一幅黑泽明电影《乱》的意大利版老海报:“我在日本买的,合人民币才一千多块。你在国内根本见不着。”

这个下午他刚从潘家园旧货市场回来,买了一千多块钱的老电影资料:上世纪50年代办的杂志《新电影》、《外国电影》、《电影艺术》。“我一个摊儿一个摊儿地找,拿回来所有同事都高兴。”他让同事打开电脑,演示《电影传奇》自建的中国电影检索系统,搜索一部电影或一个影人,能查出一长串的相关书籍、报章、照片。这个资料库现在已经有200G的内容,崔永元打算在逐步完善之后,义务向电影研究人员开放,“学生做论文,老师查资料,写书,都可以到这儿来”。这个事真好,可似乎不该是个人来办的。

“应该国家来做?”崔永元脸上挂出标志性的微笑,“国家正忙着炒股票呢!”

抢救《中国大使》

《电影传奇》不久前做了个统计,光是采访影像,已经有11万分钟,涉及1500多位中国电影人,其中至少有50人已经离世。

崔永元又悄悄开始了实施名为《中国大使》的新计划。他打算采访86位新中国前任驻外大使,以及当时的翻译、司机、秘书,加起来可能有数百人。

已经采访的两位,一个是符浩,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大使,“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他都参与了”。一个是凌青,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延安,美军参观团来的时候,他就做翻译”。他们马上要采访的另一位大使,已经九十多岁。

“这也是一种抢救。他们讲得非常好,有的听了都吓人,跟我们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播出怎么办?崔永元想得也明白:资料搜集一回事,播出是另一回事。“关键是把东西留下来吧,老人过几年就没了。”

老人身体不好,一天最多采访两个小时,他们就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去。两位外交官的采访眼下已经做了25小时,并且提供了几百张照片、几十万字的文字资料。

“《电影传奇》是电影史需要的,《中国大使》是外交史需要的,这些口述资料要完整地收集进去。不是说有档案文本、历史记载就够了,所有的人都希望面对面地交流和采访。”照崔永元自己的爱好,今天没事,他愿意去北京人艺,希望那儿有个档案馆,看上一下午,跟英若诚、于是之“对对话”,看看他们什么经历、怎么想的,他们怎么看待一个作品。但这个资料不可能有了。

“再过若干年,那些学者要研究电影或者外交的时候,希望跟当事人聊,人已经没有了,那么我给他保存住了这个机会。当你到档案馆里面,把这个档案往这儿一放,就是你和他的交流。就相当于你可以听到第一手的资料。”

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里写了三个人,都说是自己把老舍的尸体从太平湖里捞上来的,三个人说的服装不一样,姿势不一样,尸体旁边漂浮的东西也不一样。崔永元特别喜欢傅光明这一段话,他说:“谁在撒谎?我宁愿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诚实的。”

“口述历史,是个体的历史,它可能不是现实,也不是正史。但是我觉得大历史,真正的历史,就是这些个体感受、细节,一个一个画下来。”

礼葬“国宝导演”

《电影传奇》剧组两年前把前南斯拉夫老影人请到北京,在新东安电影院办观众见面会。本来是三部电影三个厅,可到那儿一看三个厅的人凑到一个厅还远没坐满。崔永元打电话叫所有同事都带着家属来,要当任务完成,要让那些客人觉得特别受尊重、受欢迎。

那天晚上,人坐得满满的,“瓦尔特”很激动,说在南斯拉夫,他们就说我是中国电影明星,没想到这么多年,你们还记得我。“他非常感动,其实全是我们的安排,我觉得这是善意的欺骗。”

做中国老电影时接触那些电影人,崔永元总觉得他们活得“凄惨”—每天早上提着个篮子到菜市场买菜,跟人讨价还价,没谁会因为他们曾经的成就而少要一分钱。他曾帮忙操办一个“国宝级导演”的葬礼。厂里就给了400块钱殡葬费,家属只能租5块钱一个的纸花圈。他们头一天去看现场,花圈是这么个租法:“这拨人哭哭咧咧地正往外走呢,工作人员就已经往下摘挽联了,下一拨要用,甚至他们说:‘你们抓紧一点儿,后面的马上开始了’。”

“当时我就想,我死了以后可不办这个,真的。我可不愿意我女儿站我这儿,还没弄完呢,旁边催快点儿,后面还有一个呢。这干什么啊,你直接把我烧了埋了,咱不弄这个。真的特别的凄凉。”

“艺术家一辈子要什么?我觉得就是要别人的尊重、理解,他想活在别人的记忆里。但是现在,我们的中国影人也好,外国影人也好,就连这个也做不到。”这些情形让他慌乱—“现在我全身心地做这个节目,有一天我也会老,也会退休,我一样希望得到后人的尊重、理解。”

《电影传奇》下一步的国内拍摄计划是为人物作传。不是大明星大导演,而是人们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电影人。已经列上名单的,有写出《敖包相会》的作曲家通福,有被造反派打死在摄影棚里的《红旗谱》编剧海默。

崔永元很清楚,这没收视率,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些,但他认为有价值,甚至是“平反”的价值。“虽然相关机构都给他们平反了,但是在很多熟悉他们、热爱他们的人心里,我觉得还没有彻彻底底地平反。现在要在一个好的平台上,讲讲他们的经历,讲讲他们的不幸,他们的委屈。”

会见省委书记

去年的“长征”之后,因为忙于《电影传奇》等节目的制作或筹划,崔永元暂停了《小崔说事》的制作,在演播室当主持的时候越来越少。只在去年、今年“两会”期间,各做了12期特别节目《小崔会客》,会的不是以往百姓,都是省部级高官。

小崔一样有底气:“省委书记也是从插班生啊、野孩子啊那个时候长大的,长大成为省委书记了,小时候有什么区别啊?也有爱吃醋熘白菜的,爱吃炒大葱的,不会有天生对不上话的。”

交流之前也几乎不做准备,开始之前十分钟才见面,两人一握手,直截了当:书记,哪些事您不爱说,或者哪些事您非要把它说透,您告诉我。“他就说,你给我留点时间,让我把那些事说清楚,家庭私生活尽量不说。”

“我不跟他们八卦,没有意思,他们不是艺人,八什么卦。”小崔想让公众看到的就两点,“一个是他们脑子清楚不清楚,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执政能力。该知道的大数你要知道,该知道的走向你也要知道,这些东西你要说,得整明白。”

“第二个是看他有没有人情味,有没有人性,这个很重要。有没有为了一个孩子而痛苦、着急,会不会为一个老百姓的困难感到难受。是装的都能看出来,您在那儿一说,我,现场的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能看出来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觉得无所谓,那你就装,随你的便。”

这里面很多人让他非常喜欢。比如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说起父亲去世时他没能在身边,“潸然泪下,哭得像个孩子”。安徽的省委书记郭金龙,孩子上学时候他正在市里主管教育,想去的那所学校要提俩条件,他说他答应不了,结果孩子没进去。还有中国工程院院长、前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因为上海百姓配合苏州河改造,在人代会上,向代表们鞠了三个躬。

有没有让这两条给检验出不那么够格的?

“当然有了!”他连半秒钟都没有迟疑。

小崔对“会客”总结说:“没什么难受的,一样,普通老百姓更费劲。”

细说起来,都不止“费劲”,甚至是他的“痛苦和困惑”。

“我的痛苦和困惑是他们在底下那么敢说,只要镜头一对准他们,都一套一套的。也没痛苦了,也不难受了,也没挫折了。就是普通一个老百姓都会,小孩都会一套一套的,我说这是吓的还是怎么着。为什么这样?大家一看到镜头就特别的客气,每个人都按照报纸上说。”

收藏摄影机

今年44岁的崔永元说:“我现在厌倦了灯光下抛头露面当主持人的生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病好了以后,我就没兴趣了。”他陶醉于当一个制作人,想一些很好的项目,然后带着一帮人让它实现了。“我现在特别愿意做这件事情。这肯定跟年龄有关系。”

这些项目包括《电影传奇》和《中国大使》,以后他还想分门别类地做类似的口述史收集,比如戏曲、画家。就他这些人,肯定做不过来,他想给电视台写信,建议像NHK(日本放送协会)那样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不负担节目的播出,只是承担资料的收集。

每周去潘家园淘资料、收集电影藏品也成了他极大的乐趣。单单是各种摄影机、放映机,他已经四处弄回来三十多台,天天守着这些东西。“那种感觉不是什么东西能代替的,真的特别高兴。我如果今天出去剪个彩,拿一个大红包回来,我可能也没什么可快乐的。我会觉得,妈的,香港那帮人,也剪一剪子,可能比我这红包大得多;那谁谁一天剪了三剪子,我才一剪子……你永远幸福不了。”

崔永元去了四川大邑的建川博物馆,回来对樊建川的收藏赞叹不已。樊建川自己房间里有个柜子,全是各种各样的旧档案。“随便抽出来一个,就是一个最好的题材,他可以写一部书。”他就随手抽了一个看,是这么个故事:一群居民,怀疑他们街道里有一个人是苏修特务,大家一起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全都记录下来;到最后“收网”,这个人说不清楚了。本来一普通人,愣给盯成了苏修特务。“所以我说樊建川当然高兴了,每天晚上不睡觉也无所谓。”

主持人的职业,崔永元打算在三四年内慢慢退出来了。不是工作费劲,而是因为职业主持人会有很多事。“比如频道有晚会,你说你去不去?台里有其他的节庆节目,需要你去,你去不去呢?需要你拍个宣传片,你拍不拍?”

他不愿再为这些花时间了。现在,就是把所有时间都拿来抢救各个艺术领域的口述历史,搜集文献资料,还是有很多事已经来不及做。“比如现在的话剧,影像收集已经来不及了,口述史收集也已经来不及了;戏曲的也已经来不及了。我不着这个急,我最早为什么老是惶恐,或者做事很忙乱?我觉得有15件事情要做,我怎么样才能做完呢?现在我已经不那样想问题了。来不及就来不及,命该如此。我先把我这两件事干了。要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