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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命的科学家

科学家不仅是一群高智商的人,同时也是一群不要命的人。

1813年,一个叫伯兰特的化学家,发现木炭具有一定的解毒作用。但他的发现受到科学界的质疑,伯兰特为了证明他的发现,铤而走险——在法国科学院的众人面前,吞下了10倍致死剂量的马钱子碱(加了木炭的)。结果他痛苦地在地上滚来滚去。大家目瞪口呆,却什么也无法做。幸运的是,他挺过来了。现在木炭用于解碱系毒物以及广泛地用于防毒面具。

菲尔德医生觉得硝化甘油(也就是炸药的一种成分)对于神经和心脏有帮助。1858年,他尝试喝了一点硝化甘油,结果立刻脸色发白,瘫倒在地,感觉脑子要爆炸了,脉搏越来越弱,所幸,最终他挺过来了。后来莫雷尔接过班,在尝试了40多次服用硝化甘油之后,他成功地发现硝化甘油能够扩张血管,并且把握住了应该的剂量。现在硝化甘油成为了缓解心绞痛的标准药物。

鲍尔·海斯德是美国一位研究蛇毒的科学家。他得知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人被毒蛇咬死,就决心研究出一种抗毒药。他想患过天花的人,会产生免疫力,而让毒蛇咬后能不能也产生免疫力呢?从此他就在自己身上注射微量的毒蛇腺体,并逐渐加大剂量与毒性。每注射一次,他都要大病一场。各种蛇的蛇毒成分不同,作用方式也不同,每注射一种新的蛇毒,原来的抗毒物质不能胜任,又要经受一种新的抗毒物质折磨。他身上先后注射过28种蛇毒,自身产生了抗毒性,眼镜王蛇、印度蓝蛇、澳洲虎蛇都咬过他,但每次他都从死神身边逃了回来,蓝蛇的毒性极大,海斯德是世界上惟一被蓝蛇咬过而活着的人。他一共被毒蛇咬过130次,每次都安然无恙。海斯德对自己血液中的抗毒物质进行分析,试制出一些抗蛇毒的药物,已救治了数万名被毒蛇咬伤的人。

一百多年前,美国医生克劳德·巴罗为了对血吸虫有所了解,亲自吞了一些血吸虫幼虫,但是发现并没有排出成虫。他认为是胃液破坏了幼虫,于是服用了大量的小苏打中和消化液,然后再服用幼虫,最后发现排出成虫。接下来,巴罗尝试了服用成虫,并加大剂量。这次他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开始的三个月,头晕目眩,食欲下降。后来阴囊出血,并在血中发现了有血吸虫卵,原来血吸虫能将卵排入到血液之中。为了检测皮肤里是否有虫子,巴罗切下一块皮,并拒绝麻醉——害怕麻醉影响寄生虫。最终发现皮下也有很多血吸虫。再后来,便血,膀胱日日夜夜巨疼不止,每20分钟就得排尿。体温一直在40度左右,并且无法行动。巴罗每天排出12000颗虫卵,血尿不止。最后巴罗不得不接受治疗——锑治疗。这种重金属毒性极大,注射到血液里毒死寄生虫,同时对身体器官造成极大危害。巴罗以心律失常、急性血管塌陷、心脏受损为代价终于解决了体内的虫子。

导管插入术现在是一项普遍的医疗措施,但在上个世纪初期,在心脏中插入东西被认为是致命的。1929年,德国医生韦尔纳·福斯曼开始尝试在临床上进行心导管检查的可能性,并首先在自己身上进行了人类首例心导管检查术。在同事的协助下,福斯曼将一根导管从自己的左肘前静脉插入,借助荧光屏监视,将导管送入了右心房,并拍下了医学史上第一张心导管胸片。从此拉开了人类心导管检查的序幕。之后,他相继九次在自己身上进行右心导管术。这种行为在他所在的医院引起了轰动,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强烈谴责,他被迫离开医院,并中断了工作。但他的勇敢使他在1956年获得诺贝尔奖。

1979年4月,澳大利亚生物学家沃伦在一位胃炎病人的胃黏膜活体标本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奇怪的蓝线,他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发现有一种螺杆菌紧贴着胃上皮,有规律地存在于黏膜细胞层的表面及黏液层下面。沃伦意识到,这种细菌和慢性胃炎的发病可能有密切关系。为了获得幽门螺杆菌引发胃炎的证据,生物学家马歇尔和一位名叫莫里斯的医生,自愿进行人体试验。1982年他们在服食培养的细菌后,都发生了胃炎。结果马歇尔大病了一场,莫里斯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治好。这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使螺杆菌引发胃炎的机理得以探明,沃伦和马歇尔因此获得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诺奖评委会主席约兰·汉松感慨而言:“今天的诺贝尔奖可以说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