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心狠”助我成功
我父亲是北京电信局干部，母亲曾是幼儿园老师。小时候，我长得瘦弱不堪，母亲就把我送到宣武区少年宫学习舞蹈。11岁那年，我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在冬季，我早上不到5点就要去锻炼，晚上11点以后才能睡觉。我要自己做饭、完成学业、蜷在窄小的上铺叠被子。有一次从床上掉下来，摔得鼻青脸肿， 我向妈妈哭诉，她哽咽着说要接我回家，但父亲却鼓励我：“子怡，人摔跤才能长大成熟。”我在外面吃苦受罪，母亲没少流泪，但她却说：“妈妈心狠你才能成功。”
那时，同学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小姑娘们都好虚荣，拼命巴结老师，我很反感这些，大家都孤立我。于是，13岁那年，我第一次逃学，连续两天藏在学校附近的草地里，用眼泪发泄心中的郁闷。第二天晨曦初现时，惊慌失措的母亲终于找到了我，搂着我说：“子怡，咱不能放弃，坚持下去就能看见曙光！”于是，我回到学校继续苦熬。
小时候，我家经济条件不好，父母微薄的工资要养活我和哥哥，还要负担老一辈人，我就琢磨得去挣钱。14岁时，我拍了个护肤品的电视广告，挣到几百元钱，开心极了。记得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商店里的玩具，你只能看，不能买。”所以赚到钱后，我先给自己买了只娃娃，剩下的钱都交给了母亲。
初学表演时我险些放弃
1994年我16岁，在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中获得表演奖。我有点沾沾自喜，父母却理智地劝我：“跳舞是个吃青春饭的职业，你应该找个更稳定的立足点。”我想到了影视，但又没把握，母亲则开明地说：“只要你喜欢，就大胆地去做吧。”1996年，我顺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别看我现在住价值200万元的别墅，拍戏时配有房车，随身带有保姆，可在中戏时住的却是“笼屋”：6人同住一个房间，没空调没电视，屋里除了书桌就是床，只有一扇小铁窗，屋旁则是泛着味的公厕。上学每年要缴8000元学费。父亲那时月薪不足1000元，只好到处为我凑钱，他和母亲节衣缩食，却毫无怨言。母亲说：“只要你有出息，我们吃苦受累也值得。”而每月1000元的住宿和生活费，就要靠我自己跑场子跳舞去赚取了。我经常演出到深夜12点，回宿舍后，还要打着电筒温习功课。那时的确很苦，但父亲坚持用写信的方式鼓励我：“世上所有的人，都在承受压力，没人能坐享其成。”
当然最苦的还是表演本身。刚开始演戏时，我感觉当众或哭或笑，真是太恐怖了，总达不到老师的要求，成绩很差。每周六返校时，一看到“中央戏剧学院”那六个大字，我的眼泪就“哗哗”往下流，感觉苦日子没有尽头，我因此想到了退学。这无异于给清贫的家庭雪上加霜，可妈妈并没责怪我，而是细语安慰我说：“你刚到新环境不太适应，再坚持一段时间试试看。”
妈妈知道我的理想，是当幼儿园老师或空姐，于是真就帮我打听起相关单位，给我铺平后退之路。她的理解和操劳，反而激发了我的勇气，不久，我对表演有兴趣了，老师打分也很高。
我父母为人朴实、性格平和，即使现在我家条件好了，父亲出门还是骑自行车，母亲的衣服也都是百元以下的。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在生活上就不挑三拣四，在舞台上，更不注重形象是否美丽，老太太、农村妇女等各种角色，我都能演得真实而自然。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刚上大三，就被张艺谋选中，主演了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并一炮走红。后来，当班主任说“你脱颖而出并非偶然”时，我感激得流下了眼泪。我父母一直是我人生的舵手，他们指引着我劈波斩浪一路前行。
心最苦时有母亲鼓励
我是因出演《卧虎藏龙》而扬名海外的。当初我被选进剧组时，还不知道玉娇龙这角色是否属于我，只能窝在片场里，不停地练剑练书法。每天都有很多女孩为玉娇龙这个角色试镜。那时，我很绝望，母亲天天都给我打电话，鼓励我“顶住压力，只讲付出，不谈回报”。于是，每次试拍武打戏之前，我都叫武师先把动作告诉我，我提早练，一天打斗10个小时，昏天暗地的，终于得到了这个角色。
但拍摄过程苦不堪言。那天我跟杨紫琼对打，一不小心，她狠劈下来的刀砍到了我的手指上，指尖霎时血肉模糊。当时，北京正下雪，我把手指插进雪里，里面的筋一直在跳，这事我没敢告诉父母。最难受的还是精神上的煎熬，如果周润发和杨紫琼演得好，导演李安会抱抱他们，可对我，他从来不会。拍摄共5个月时间，我就那样孤独地挨着，寂寞时就给母亲打个电话，说完“怎么没人认可我啊”就痛哭失声。母亲边抽泣边安慰我说：“好演员不怕受人冷落。”那时候，我身体和心理压力其实都很大，人瘦得只有90斤重。母亲每次来探班，都带来一大堆补品，那几大包东西比她人都高，不知她是怎么千山万水地背过来的。
后来，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奖，我的演艺事业也因此上了一个台阶。发现妈妈在我人生失意时说的话，总能迅速兑现，它避免了我放弃即将到来的成功，坚定了我勇往直前的信念。
母亲的眼泪永远比孩子的多
演过《卧虎藏龙》之后，我拍的多是武打戏，因是真刀真枪，生病流血时常发生。在韩国拍《武士》一片时，一名武师的盾牌打到我头上，由于力度太猛，我的额头顿时肿得像西瓜，几乎被毁容。母亲听说后，尽管刚做完手术，她仍挣扎着给我打电话，哭着求我不要再拍武打戏了。我回家后，她甚至把我的手机藏起来，不让经纪公司找到我。可张艺谋说过：“中国能文能武的女演员太少了。”所以，我后来又参加了他执导的《十面埋伏》的拍摄，还瞒着母亲说，这是部爱情片，整天玩。母亲对此半信半疑。
实际上，在拍《十面埋伏》这部戏期间，我同样没少“挂彩”。最惨的是拍竹海追踪那场戏时，我被散开的竹片扎烂了整只手，血染红了整身戏服。当时，我疼得昏死了过去，醒来后想起了江姐在渣滓洞挨竹签子的镜头。这时，妈妈似乎预感到我又受伤了，辗转打听到拍摄地点，抱着我缠着纱布的手泣不成声。而拍摄竹林打斗场面时，由于两腿需要大幅度分跨，我大腿内侧韧带当场撕裂，再次疼昏过去，母亲也被吓晕了。
此后，她便一步不离地陪着我，不管去度假还是去参加电影展，她都全力做我的保姆兼保安。我在片场小睡时，她不许外人打搅我；我拍戏时，她就在招待所里洗衣服；我睡觉了，她还在给我煲汤。有时她生着病，还硬挺着伺候我。她就像我的保护神，让我在艺术的海洋里欢畅前行。
我经常安慰母亲，说拍武打戏能强身健体，只要筋没断，就不碍大事。每到这时，母亲就背过身去擦眼泪。其实，我们都在哭，但我知道，母亲的眼泪永远比孩子的多。
在家我心里最踏实
我现在出名了，住的是五星级酒店，所参加的宴会也极奢华，可睡得最舒服的地方，还是家里的床。因为有父母和哥哥陪我，我心里最踏实。我哥叫章子男，我们兄妹俩感情非常好。小时候，父母忙工作就由哥哥给我做饭。我在少年宫练舞蹈时，他把我送进去后，就在附近的公园里写作业；我放学后，他再陪我一起回家。我演第一部电影时，才19岁，对谈片子、签合约这些事都不懂，都是我哥帮我操办的。
在生活中，我们一家四口人非常亲密，无话不谈，但也有吵架的时候，那就是报刊上写了我的绯闻。我父母很传统，希望我能洁身自好，母亲一看绯闻报道就气得直哭，我和我哥就得劝她。但看得多了，家人也就平静了，因为他们知道我周身未愈的伤痛，用绯闻是无法解释的。父亲鼓励我说：“把聪明用在演戏上，再大的风浪，你也能闯过去。”
现在，我给父母买了别墅，但父亲教育我“人出名后绝不许耍大牌”，对亲友邻居要始终如一。我在北京休息时，常跟母亲一起出去买菜，我不化妆，更不穿高档时装，提个菜篮子，跟保安和菜贩子都聊得很开心。他们说“你不像大明星嘛”，其实，我愿意像普通人那样，去品尝多滋多味的生活。
期望“他”能给我安全感
母亲常提醒我说：“你都26岁了，碰到好的对象，该考虑终身大事了。”我小时候勾画过白马王子的样子，是琼瑶小说里的那种，帅气高大，浪漫多情，现在则多了一条，就是一定要彼此理解，能给我安全感。不过，我一年到头都在拍戏，如果恋爱了，又没时间跟他在一起，这对他是很残酷的，所以这事还是等等吧。
现在流行美女傍大款，我从没想过要傍谁，只想用自己的辛苦努力去赚钱，然后找个真心实意爱我的男人。一旦找到了，我会和他将“婚姻进行到底”。我期望将来能生两个孩子，因为我父母都喜欢小孩，在我拍戏时，孩子们就能和我父母彼此做个伴儿。在我看来，几代同堂，在一个屋檐下幸福地生活，是女人幸福的极致，我渴望过上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