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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我本贫寒人家女

父母“心狠”助我成功

我父亲是北京电信局干部,母亲曾是幼儿园老师。小时候,我长得瘦弱不堪,母亲就把我送到宣武区少年宫学习舞蹈。11岁那年,我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在冬季,我早上不到5点就要去锻炼,晚上11点以后才能睡觉。我要自己做饭、完成学业、蜷在窄小的上铺叠被子。有一次从床上掉下来,摔得鼻青脸肿, 我向妈妈哭诉,她哽咽着说要接我回家,但父亲却鼓励我:“子怡,人摔跤才能长大成熟。”我在外面吃苦受罪,母亲没少流泪,但她却说:“妈妈心狠你才能成功。”

那时,同学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小姑娘们都好虚荣,拼命巴结老师,我很反感这些,大家都孤立我。于是,13岁那年,我第一次逃学,连续两天藏在学校附近的草地里,用眼泪发泄心中的郁闷。第二天晨曦初现时,惊慌失措的母亲终于找到了我,搂着我说:“子怡,咱不能放弃,坚持下去就能看见曙光!”于是,我回到学校继续苦熬。

小时候,我家经济条件不好,父母微薄的工资要养活我和哥哥,还要负担老一辈人,我就琢磨得去挣钱。14岁时,我拍了个护肤品的电视广告,挣到几百元钱,开心极了。记得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商店里的玩具,你只能看,不能买。”所以赚到钱后,我先给自己买了只娃娃,剩下的钱都交给了母亲。

初学表演时我险些放弃

1994年我16岁,在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中获得表演奖。我有点沾沾自喜,父母却理智地劝我:“跳舞是个吃青春饭的职业,你应该找个更稳定的立足点。”我想到了影视,但又没把握,母亲则开明地说:“只要你喜欢,就大胆地去做吧。”1996年,我顺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别看我现在住价值200万元的别墅,拍戏时配有房车,随身带有保姆,可在中戏时住的却是“笼屋”:6人同住一个房间,没空调没电视,屋里除了书桌就是床,只有一扇小铁窗,屋旁则是泛着味的公厕。上学每年要缴8000元学费。父亲那时月薪不足1000元,只好到处为我凑钱,他和母亲节衣缩食,却毫无怨言。母亲说:“只要你有出息,我们吃苦受累也值得。”而每月1000元的住宿和生活费,就要靠我自己跑场子跳舞去赚取了。我经常演出到深夜12点,回宿舍后,还要打着电筒温习功课。那时的确很苦,但父亲坚持用写信的方式鼓励我:“世上所有的人,都在承受压力,没人能坐享其成。”

当然最苦的还是表演本身。刚开始演戏时,我感觉当众或哭或笑,真是太恐怖了,总达不到老师的要求,成绩很差。每周六返校时,一看到“中央戏剧学院”那六个大字,我的眼泪就“哗哗”往下流,感觉苦日子没有尽头,我因此想到了退学。这无异于给清贫的家庭雪上加霜,可妈妈并没责怪我,而是细语安慰我说:“你刚到新环境不太适应,再坚持一段时间试试看。”

妈妈知道我的理想,是当幼儿园老师或空姐,于是真就帮我打听起相关单位,给我铺平后退之路。她的理解和操劳,反而激发了我的勇气,不久,我对表演有兴趣了,老师打分也很高。

我父母为人朴实、性格平和,即使现在我家条件好了,父亲出门还是骑自行车,母亲的衣服也都是百元以下的。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在生活上就不挑三拣四,在舞台上,更不注重形象是否美丽,老太太、农村妇女等各种角色,我都能演得真实而自然。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刚上大三,就被张艺谋选中,主演了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并一炮走红。后来,当班主任说“你脱颖而出并非偶然”时,我感激得流下了眼泪。我父母一直是我人生的舵手,他们指引着我劈波斩浪一路前行。

心最苦时有母亲鼓励

我是因出演《卧虎藏龙》而扬名海外的。当初我被选进剧组时,还不知道玉娇龙这角色是否属于我,只能窝在片场里,不停地练剑练书法。每天都有很多女孩为玉娇龙这个角色试镜。那时,我很绝望,母亲天天都给我打电话,鼓励我“顶住压力,只讲付出,不谈回报”。于是,每次试拍武打戏之前,我都叫武师先把动作告诉我,我提早练,一天打斗10个小时,昏天暗地的,终于得到了这个角色。

但拍摄过程苦不堪言。那天我跟杨紫琼对打,一不小心,她狠劈下来的刀砍到了我的手指上,指尖霎时血肉模糊。当时,北京正下雪,我把手指插进雪里,里面的筋一直在跳,这事我没敢告诉父母。最难受的还是精神上的煎熬,如果周润发和杨紫琼演得好,导演李安会抱抱他们,可对我,他从来不会。拍摄共5个月时间,我就那样孤独地挨着,寂寞时就给母亲打个电话,说完“怎么没人认可我啊”就痛哭失声。母亲边抽泣边安慰我说:“好演员不怕受人冷落。”那时候,我身体和心理压力其实都很大,人瘦得只有90斤重。母亲每次来探班,都带来一大堆补品,那几大包东西比她人都高,不知她是怎么千山万水地背过来的。

后来,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奖,我的演艺事业也因此上了一个台阶。发现妈妈在我人生失意时说的话,总能迅速兑现,它避免了我放弃即将到来的成功,坚定了我勇往直前的信念。

母亲的眼泪永远比孩子的多

演过《卧虎藏龙》之后,我拍的多是武打戏,因是真刀真枪,生病流血时常发生。在韩国拍《武士》一片时,一名武师的盾牌打到我头上,由于力度太猛,我的额头顿时肿得像西瓜,几乎被毁容。母亲听说后,尽管刚做完手术,她仍挣扎着给我打电话,哭着求我不要再拍武打戏了。我回家后,她甚至把我的手机藏起来,不让经纪公司找到我。可张艺谋说过:“中国能文能武的女演员太少了。”所以,我后来又参加了他执导的《十面埋伏》的拍摄,还瞒着母亲说,这是部爱情片,整天玩。母亲对此半信半疑。

实际上,在拍《十面埋伏》这部戏期间,我同样没少“挂彩”。最惨的是拍竹海追踪那场戏时,我被散开的竹片扎烂了整只手,血染红了整身戏服。当时,我疼得昏死了过去,醒来后想起了江姐在渣滓洞挨竹签子的镜头。这时,妈妈似乎预感到我又受伤了,辗转打听到拍摄地点,抱着我缠着纱布的手泣不成声。而拍摄竹林打斗场面时,由于两腿需要大幅度分跨,我大腿内侧韧带当场撕裂,再次疼昏过去,母亲也被吓晕了。

此后,她便一步不离地陪着我,不管去度假还是去参加电影展,她都全力做我的保姆兼保安。我在片场小睡时,她不许外人打搅我;我拍戏时,她就在招待所里洗衣服;我睡觉了,她还在给我煲汤。有时她生着病,还硬挺着伺候我。她就像我的保护神,让我在艺术的海洋里欢畅前行。

我经常安慰母亲,说拍武打戏能强身健体,只要筋没断,就不碍大事。每到这时,母亲就背过身去擦眼泪。其实,我们都在哭,但我知道,母亲的眼泪永远比孩子的多。

在家我心里最踏实

我现在出名了,住的是五星级酒店,所参加的宴会也极奢华,可睡得最舒服的地方,还是家里的床。因为有父母和哥哥陪我,我心里最踏实。我哥叫章子男,我们兄妹俩感情非常好。小时候,父母忙工作就由哥哥给我做饭。我在少年宫练舞蹈时,他把我送进去后,就在附近的公园里写作业;我放学后,他再陪我一起回家。我演第一部电影时,才19岁,对谈片子、签合约这些事都不懂,都是我哥帮我操办的。

在生活中,我们一家四口人非常亲密,无话不谈,但也有吵架的时候,那就是报刊上写了我的绯闻。我父母很传统,希望我能洁身自好,母亲一看绯闻报道就气得直哭,我和我哥就得劝她。但看得多了,家人也就平静了,因为他们知道我周身未愈的伤痛,用绯闻是无法解释的。父亲鼓励我说:“把聪明用在演戏上,再大的风浪,你也能闯过去。”

现在,我给父母买了别墅,但父亲教育我“人出名后绝不许耍大牌”,对亲友邻居要始终如一。我在北京休息时,常跟母亲一起出去买菜,我不化妆,更不穿高档时装,提个菜篮子,跟保安和菜贩子都聊得很开心。他们说“你不像大明星嘛”,其实,我愿意像普通人那样,去品尝多滋多味的生活。

期望“他”能给我安全感

母亲常提醒我说:“你都26岁了,碰到好的对象,该考虑终身大事了。”我小时候勾画过白马王子的样子,是琼瑶小说里的那种,帅气高大,浪漫多情,现在则多了一条,就是一定要彼此理解,能给我安全感。不过,我一年到头都在拍戏,如果恋爱了,又没时间跟他在一起,这对他是很残酷的,所以这事还是等等吧。

现在流行美女傍大款,我从没想过要傍谁,只想用自己的辛苦努力去赚钱,然后找个真心实意爱我的男人。一旦找到了,我会和他将“婚姻进行到底”。我期望将来能生两个孩子,因为我父母都喜欢小孩,在我拍戏时,孩子们就能和我父母彼此做个伴儿。在我看来,几代同堂,在一个屋檐下幸福地生活,是女人幸福的极致,我渴望过上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