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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爱国心

傅斯年被誉为“国士”,被赞为“大炮”,并非没有来由。他富有民族气节,极具战斗精神,宁肯断头,决不屈膝。

当敌寇犹如蝗虫和黄蜂一般集结,准备疯狂入侵的时候,中国民间反抗者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江湖豪杰断发文身,知识精英蓄须明志,冯友兰和闻一多就是在抗战时期成为了“美髯公”。傅斯年是五四斗士,也是历史学家,他的做法很特别,给儿子取名仁轨,可谓态度鲜明。很显然,这个名字有出处,有典故。刘仁轨是唐朝大将,驻守朝鲜,抗击日军,打过极其漂亮的歼灭战。

抗战期间,傅斯年为儿子傅仁轨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嘱咐他“日习数行,期以成诵”,告诫他“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乎禽兽者几希矣”。

南宋灭亡后,文天祥被囚禁在大都(今北京)长达三年,元世祖忽必烈不想杀他,而想用他,于是让十二岁的宋恭帝去狱中劝降。文天祥见到宋恭帝赵隰的那副委琐熊样,仿佛万箭穿心,但他仍以“君降臣不降”五字断然峻拒。傅斯年是北人,文天祥是南人,北人素来轻视南人的骨气,然而悠悠数百载,毕竟会有例外。

1935年,神州大地风云变幻,形势危如累卵,日本人大肆鼓噪“华北五省自治”。畏敌如虎的人极其天真,主张将北平降格为“中立区”,为此发起建立北平文化城运动。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值此敏感时期,胡适身为“低调俱乐部”成员,发表了附和政府妥协政策的软性言论———《保卫华北的重要》。傅斯年读罢此文,怒不可遏,大有冰炭不同炉、薰莸不同器的愤慨,他宣称要退出《独立评论》杂志社,与胡适割袍断义,割席断交,幸得丁文江居中斡旋,多方调停,傅斯年才与胡适言归于好。“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更爱祖国!”如此理解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则庶几乎近之。胡适也是爱国的,但他一度被自己的那个“和比战难”的论调绊倒在地。

北平市长秦德纯上任伊始,设宴款待教育界名流,他板起面孔,虚声恫吓,要大家看清形势,知所进退,还公然为敌张目,大放厥词,“在日人面前要保持沉默”,以免惹祸,俨然出面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招降。当时,全场名流面面相觑,噤声无语,气氛固结而凝重,唯有傅斯年愤然作色,拍案而起,当面教训秦德纯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是国民政府的官员,不要站错了民族立场。他宣称,当此国运悬于一线的危急时刻,身为学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反抗的态度和不屈的精神,赢得了众多学者的敬重。嗣后,一二九学生运动发出示威的强音,使得北平浑浊的空气为之一清。当时,亲日派嚣张,日本特务猖獗,傅斯年严正表态,很可能招致血光之灾,但他大义凛然,毫不畏缩。

抗战伊始,名校南迁,然后西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定址昆明(文学院和法学院在蒙自有三个月的过渡期),宝贵的师资和财力得以集中利用。因陋就简,办好一所战时的中国最高学府,这个奇妙的构想最初即源出于傅斯年的灵感。此举壮哉伟哉!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自可大书特书一笔。西南联大经受住战火的考验,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均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傅斯年欣喜若狂,他从住所里寻出一瓶烈酒,跑到街上,手舞足蹈,犹如醉八仙,脱略于形骸之外。他用手杖挑起帽子,又像一位变戏法的魔术师。那晚,他在街头与民众笑闹了许久,直到酩酊大醉,手杖和帽子全都不翼而飞。国家出了头,老百姓有了活路,这是傅斯年最感畅怀、惬意的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