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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信与不信

商鞅本是卫国的公子,在得到秦国商之封地前叫公孙鞅,也被称为“卫鞅”。他“少好刑名之学”,志在功利强盛。但卫国作为一个弱国,要在战国时代争雄看来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他到了魏国,依附于魏相公叔座。恰逢公叔座重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担心他有不测。公叔座于是向他举荐年轻的商鞅。但他看出魏惠王不想用,就说您若不用一定要把他杀了,不能让他到别国去。魏惠王离去后,公叔座将这些话全盘告诉商鞅,说我得先公后私,现在你可以逃了。商鞅冷笑说,既然王不肯用我,也就不会杀我。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商鞅的确有过人的眼力,也十分镇定。而他到秦国去,也是有勇有谋,沉着冷静,先是故意说帝道和王道,让觉得要实现这些不知到哪年哪月的秦孝公不耐烦,吊足了胃口之后才说霸道,果然一拍即合,对谈几天也不厌。终于被秦孝公信任,委以重任,实施变法。

这也就涉及商鞅之信与不信的问题:他究竟是将信视作手段还是视作目的,是诚意的取信还是非诚意的取信?当商鞅制定了法令还未公布之际,他恐怕老百姓不相信其赏罚,真的重赏能搬一根木头从南门到北门者。后世也有人认为这就是“信”了,但商鞅显然只是将“信”作为手段,且只能是一次博弈。当他带兵伐魏时,魏派出公子卬(音同昂)迎敌。商鞅给公子卬寄信说,当年我在魏国之时,与你相谈甚欢,今天却要相对攻杀。其实我们可以见面互相起誓结盟,畅饮之后罢兵回国,以使秦国、魏国的百姓安心。公子卬信以为真,前来赴会。在双方盟誓后,商鞅以事先埋伏的甲兵将公子卬俘虏,并乘势攻击魏军,使其大败。看来商鞅不仅尚“信”,也尚诈。

商鞅对人性,包括百姓与君王都有冷峻的认识,他知道如何取“信”于君,也知道如何取“信”于民。而他实际对民众能力的评价很低。变法之初,他明确地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而他对君主的认识恐怕也不会太高,只是权力集中在君主那里而不得不趋奉。商鞅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功利主义者,一个进攻型的国家主义者,他对民众其实是不信任、不关心的,他认为只有赏罚能够调动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他大概完全不理解或者不屑于人情、人道,更不要说功利之外的精神境界,这又可以说是他思想上的盲点。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手段上是不会有顾忌的。

商鞅尽管看人甚明,但终究自视过高。所以,当赵良批评他“相秦不以百姓为事”,劝他施政适当宽松,也为自己留后路时,他完全不听。太史公司马迁也评价他是“天资刻薄人也”。结果,商鞅最终落了个被五马分尸的下场。

政治思想上的峻急刻薄者,会大量伤人,最终一定也会伤到自己。依古人言,法家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峻急刻薄的政治思想。像韩非子这样的思想上的大法家,还有商鞅、李斯两个行动派的大法家,尽管功绩显赫,但其辅佐的君主霸业终究难于长久,更不要说他们本人最后都不能得其天年、顺命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