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著名报人、原《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生前在对朋友谈起母亲对自己的两次教诲时总是饱含感激之情：“这是我人生记忆最深刻的两件事，事情虽然不是很大，却是我在人生路上的清醒剂。每当有片刻的迷惑时，就会想起母亲的那两次教诲，脑子也就立刻清醒了许多。”
范敬宜于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一年后，调文化部任外文局局长。从东北调到首都北京，无疑在仕途上又上了一个档次，对于他当然很高兴。在安顿好工作后，他立即给远在上海的母亲写信，报告了这一喜讯，也好让母亲高兴高兴。令范敬宜没想到的是，母亲在接到他的信后，并没有表示出丝毫的高兴，却只给他回了简单的8个字：“位高坠重，君可休矣。”范敬宜捧着母亲的回信细细咀嚼，顿觉涵义重大。他自言自语道：母亲啊，儿子明白了您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您是让儿子时刻记住：爬得越高，就可能跌得越重，不管做事做官，都要留有余地，都不要忘乎所以，做好该做的事，能不上还是不要再“上”了。
范敬宜又给母亲回了一封简短的信，写到：请母亲放心，儿子一定时时记住并实践母亲的教导与期望，一定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
1986年，范敬宜的工作又做了调整，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这年4月，他得知母亲生病，就回上海去看望。在准备返回北京时，他早早买了火车票，见离开车时间还早，就想和母亲再聊一会儿。母亲对他说：“还是早点去车站，免得误了点。”他对母亲说：“不用着急，《文汇报》的总编马达一会儿派车来送我去车站，时间来得及。”他话音刚落，母亲就发火了：“你又不在《文汇报》工作，凭什么要人家派车送你？还不赶快回了人家！”
吓得范敬宜赶紧打电话给《文汇报》总编马达，让他千万别派车来了，自己会想办法去车站。马达不知情由，再三追问发生了什么事。范敬宜只是说：“反正你别派车就是了，以后见面再给你解释。”范敬宜匆忙和母亲告了别，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去了火车站。
正是有了母亲的两次教诲，让范敬宜在“飞黄腾达”时，以母亲“位高坠重”的警戒时刻告诫自己。他后来总结道：“每一步前进，每一次担子的加重，都使我更加深入地理解和体会到，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开始时，我只是抱着一种朦朦胧胧的、最朴素的想法：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不要辜负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以及党和人民的信任，要干出个样子，不能给一切关心过我的人丢脸、抹黑。越到后来，这种责任意识就越清晰，越自觉。这一切，都与母亲的教诲密不可分。可以这样讲，没有母亲对我的那两次敲打，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些真切的体会，是我在实践中换来的，没有半点的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