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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慧眼识才

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某日,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未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让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自己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也许是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3年后写出20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总想找个得力的文科学长,将人文学科带起来。他看中了陈独秀,一是因为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观点独到、才华横溢,使蔡元培觉得此人有真学问;二是陈独秀写的《今日教育之方针》,让蔡元培感到陈独秀对教育有理解。然而,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无在大学任教的履历。为了说服教育部,一向真诚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科学长期间,极力实践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学科大放异彩。

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蔡元培注意到这篇文章,对胡适非常欣赏,便托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请其来北大任职或任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收到陈独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适放弃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的论文答辩,来到北大,以至10年后才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梁漱溟、陈独秀、胡适后来都成为大名鼎鼎的学界人物,被人称为大师,然而,他们最初进北大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草芥”一类。然而,蔡元培却冲破一切条条框框,唯才是举,让他们一步步成为北大的名师。蔡元培能识英雄于草芥,首先源于他的使命感。蔡元培进北大之前,该校是典型的老爷学校,学生不在乎读多少书、长多少德智,只在乎谋取一个做官的资格,他们带着听差,拥着美女,招摇过市。同学相交,也是看家庭背景,目的是希望以后在官场上相互有个关照。蔡元培既然想彻底改造这所学校,自然会千方百计去访求各类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未必就有相应的学历、资历。在本事与资格之间,蔡元培毅然选择了前者。

俗话说,“廉生明,公生威”,蔡元培办事有个特点,就是将公字永远摆在第一位,从不谋取不道德、不合法的私利。就拿他引进的这三个人来说吧,陈独秀算是旧部,曾参加过他组织的针对晚清高官的暗杀团,但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考虑的不是这层关系,而是其办《新青年》的影响以及沈尹默、汤尔和的推荐。梁漱溟、胡适跟蔡元培没有故交,蔡元培邀请他们出任教职,是由于北大在某些学科上缺少相应的教学人才,蔡元培觉得两人堪当大任。他的公心消除了某些有学历、有资望者的负面观感,为破格用人清除了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