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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布朗--科学和宗教讲的是同一个故事

丹·布朗在宗教环境里长大。他说:“我母亲是当地圣公会教堂的风琴手和唱诗班领队,所以小时候我基本可以算是个基督教徒。同时,我又生活在一个由来自全世界的学生和机构所组成的校园里,他们带来了十分广阔而丰富的宗教类型。”对一个孩子来说,在学校里长大显然会有很强烈的学术情结,正是这种环境,让丹·布朗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对知识感兴趣。他到现在都记得,自小学习对他而言就是件好玩的事。他父母也鼓励他探索各个宗教理念之间的不同,并提出尖锐的问题。

和他笔下的罗伯特·兰登教授一样,丹·布朗很小就对符号和密码着迷。从第一次在本地的共济会会堂里看到那些神秘符号开始,他就迷上了这些东西。之后,他的兴趣就被逻辑学占领了,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语言。升到八九年级开始学习天文学、宇宙论以及宇宙起源的时候,他问了牧师这么一个问题:“我搞不懂了。书本告诉我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但是宗教却告诉我是上帝在七天里创造了一切。究竟哪一个才是对的?”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好孩子不问这种问题。”一束光熄灭了,丹·布朗觉得《圣经》一点道理都没有,还是科学更可信,就此离开了宗教。

在大学里,丹·布朗选修了不少科学科目,比如天文、物理、宇宙学、心理学。在转去英文系之前,他在地质系待了两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的科学知识越多,他就越发现物理像玄学,数学像虚数。越往科学里钻,就越觉得世界深不见底。他的感受是:“哦,原来科学也同样有其秩序和精神层面。”现在,他至少弄明白了一件事:科学和宗教只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它们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

有音乐底子,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者

读英文系的时候,丹·布朗的时间只够用来读指定书目,主要是古典文学。他最喜欢的是莎士比亚、约翰·斯坦贝克,以及博尔赫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现在,他基本只看非虚构类书籍——既为研究,也为乐趣。小说类中,他比较喜欢看惊悚小说,而且它们必须在开篇就能牢牢吸引他。他曾经以为自己会喜欢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但努力尝试后,结果还是不喜欢。

在学生时代,他写了一些短小的故事,但要说写一部完整的小说,他想都没想过。毕业后,丹·布朗成为一个音乐人,因为他那时候觉得,比起写作,音乐更便于社交,也更好玩。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更享受独处的时光,更愿意成为一名作家。

“从音乐人到小说家的转变,这么说吧,挺搞笑。那会儿刚刚感觉到可能音乐和洛杉矶都不太适合自个儿——我住在好莱坞林荫大道,邻居都是搞重金属音乐的。我就像一条离了水的鱼——作为一个在学校里长大的人,我连一条蓝色牛仔裤都没有。于是我给《艾克赛特校友》杂志写了个故事,主角是一个住在音乐产业中心地带的极客书呆子,故事的名字叫《日落大道的常识与优点》。”

他写这个故事纯粹是为了好玩。故事发表后,丹·布朗接到了来自纽约的一通电话。有一个家伙在电话里说:“我很喜欢你的观点,也喜欢你的写作风格。你来纽约的时候记得打电话给我,我请你吃午饭。”

下一回去纽约的时候,丹·布朗给那人打了电话,那人果真请他吃饭。丹·布朗给那人讲故事,他就跟丹·布朗说:“你应该写小说。”丹·布朗回答说没法想象自己能写小说,那家伙从桌子那头看着他说:“听着,我在这个行业里做了很久,你是个会讲故事的人,我能分辨得出。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你找到了你想写的东西,然后你会写出一本小说来。”丹·布朗那时还将信将疑,他回答:“好,好的。见到你很高兴——疯狂的老家伙。”然后就回了家。

在丹·布朗看来,音乐就像液态的数学——一种流动的结构。它那艺术性的美感,来自艺术家如何运用那些最基本的规律。他觉得其实作曲和写作非常相似,其核心都由情绪的积累和最终的释放构成。另外,音乐和文学都非常看重节奏、调性和结构。他说:“我确信,有音乐底子,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者。后来,我出了一张名为《天使与魔鬼》的CD,又写了一本名为《天使与魔鬼》的小说——我所有的‘天使与魔鬼’项目,都源自我想在自己的生命中平衡科学和宗教的欲望。我总是纠结于理解科学与宗教之间看似存在的矛盾与对立。”

我对权力着迷,特别是隐藏在暗处的权力

写第一本小说的契机,是因为丹·布朗读到了西德尼·谢尔顿的《末日追杀》。这本不厚的书给了他从未有过的阅读体验。在大学时他是上过创意写作课程的,“但他们总想让你写点儿你知道的东西,而且我从来没有将情节展开,再加点角色”。

那时,丹·布朗已经成为艾克赛特学院的老师。他的一名学生惹了个大麻烦:写了一封威胁总统的电子邮件,就被特勤局盯上了。这让丹·布朗震惊:他们是怎么看到这封电邮的?难道这不属于个人隐私吗?于是,丹·布朗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做了点研究,对此着了迷,同时告诉自己:我会就此写一本小说。

得知他要写小说,他妻子的反应是:“开写吧,这主意不赖。祝你玩得开心。”从此丹·布朗有了两份工作: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到8点;骑12英里的自行车,去一所学校的初中教西班牙语;再骑12英里回家,冲澡,跑步,去艾克赛特学院完成下午的课程;接着在第二天凌晨4点醒来。一年之后,他写出了处女作《数字城堡》。

他是在写《失落的秘符》时意识到《达·芬奇密码》将会大卖的。他说自己跟任何一个踏入成功之门的作家一样,变得相当自我警惕。“你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单纯地写下故事情节,而是先去想:‘等一下,会有几百万人看到这个故事。’就像一个对下一个击球思考过多的网球运动员似的,你感觉自己的腿瘸了。”

不过这股疯狂劲儿很快就过去了。他认识到,红不红跟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没关系。“我只是个写故事的人,仅此而已。对,是多了点儿钱,以及戏剧化的生活转变。大部分变化都很美妙,但绝非全部。”

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有连贯性。每次写新故事,他都会回到那个属于符号、密会和历史的世界。“我对权力着迷,特别是隐藏在暗处的权力。国安局,国家侦察局,天主事工会。那种凡事背后必有因的感觉,让我想起宗教。宗教会让你觉得,这世上没有偶然,如果我生命中出现了悲剧,那么一定是上帝在考验我,或者在给我发信号。而这也是阴谋论者的想法。他们说:‘经济形势变坏?哦,那绝不是偶然发生的。那是布拉格的一帮富人在密谋……’”

他解释自己为何在《达·芬奇密码》中写到神圣女性主义:一方面是他那位很强壮的母亲,她很乐意看到自己所背负的“原罪”的定义能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他当时正在热恋,对所谓异教、母系大地的概念分外着迷。还有一个理由,是基于他多年目睹的那些来自男人的破坏欲:“看看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如果我们能把用来杀戮的智慧和金钱的一半,用在解决问题上,那该是件多么好的事啊。”他基本上把这归咎于睾丸素。如果上帝是个女性呢?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接受我们女性化的那一面——我们会不会变得更有创造力、更有接受力,也更加有爱?

当这个世界有坏事发生时,我们总会自我安慰地认为,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个原因

丹·布朗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阴谋论者,而更像个怀疑论者。“我并不相信UFO,也不相信世界会在2012年毁灭。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看我的书,是因为我的写作是从怀疑论的角度出发的。”罗伯特·兰登教授正是不相信任何现有观点的人。他表示,如果自己的工作到位,那么读者跟随故事而产生的想法就会是:“我的神啊!可能是这样,可能真是这样。”

《达·芬奇密码》被改编成电影,兰登教授的忠实粉丝觉得改编得太烂。丹·布朗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亲自参加改编工作。“写作是需要单独完成的事,拍电影则要掌控成千上万的场面和人员。每一个决定都是妥协。写小说时,如果不太喜欢笔下人物的相貌和对话,那你用笔杆子修改就好;但在电影里,如果有什么部分你不太喜欢,改起来就麻烦了。”

他相信人类总在渴望一个有秩序的宇宙,人们会对“生命无常”“生无意义”这样的观点感到害怕。当这个世界有坏事发生时,我们总会自我安慰地认为,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个原因——可能是上帝的意志,可能是某个黑暗的阴谋,或者只是来自外星的某种影响。“我对于阴谋论、古老符号、秘密代码非常着迷。我将它们视为对人性最为直接的反映:人们总是需要相信在日常生活的背后,存在一些神秘力量,它们在不停地制造谎言。”

至于兰登教授和自己有没有共同点,他的回答是:“兰登教授和我同样对历史、符号和密码着迷,但我们的共同之处仅此而已。兰登教授拥有更加冒险而刺激的生活,从许多方面来说,他都是我想成为的英雄。”

对他来说,即便成为全球著名的畅销书作家,生活还和从前一样。他依然在凌晨4点醒来,坐在新打开的空白文档的电脑前。他说自己所塑造的角色并不关心这些书卖出去多少册,他们与以前一样,更需要关心和动力。“虽然写作并未变化,但我的生活却不可避免地变化了。当然,它们之中的大部分是美妙的。我享受着那些能接触到私人研究和专家材料的新渠道,那些令人兴奋的旅行和探索,以及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慈善活动。说到底呢,我失去的也不过是自己的隐私而已——你失掉了自己甚至是家人的隐私权,这又怎么会是件小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