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布朗在宗教环境里长大。他说：“我母亲是当地圣公会教堂的风琴手和唱诗班领队，所以小时候我基本可以算是个基督教徒。同时，我又生活在一个由来自全世界的学生和机构所组成的校园里，他们带来了十分广阔而丰富的宗教类型。”对一个孩子来说，在学校里长大显然会有很强烈的学术情结，正是这种环境，让丹·布朗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对知识感兴趣。他到现在都记得，自小学习对他而言就是件好玩的事。他父母也鼓励他探索各个宗教理念之间的不同，并提出尖锐的问题。
和他笔下的罗伯特·兰登教授一样，丹·布朗很小就对符号和密码着迷。从第一次在本地的共济会会堂里看到那些神秘符号开始，他就迷上了这些东西。之后，他的兴趣就被逻辑学占领了，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语言。升到八九年级开始学习天文学、宇宙论以及宇宙起源的时候，他问了牧师这么一个问题：“我搞不懂了。书本告诉我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但是宗教却告诉我是上帝在七天里创造了一切。究竟哪一个才是对的？”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好孩子不问这种问题。”一束光熄灭了，丹·布朗觉得《圣经》一点道理都没有，还是科学更可信，就此离开了宗教。
在大学里，丹·布朗选修了不少科学科目，比如天文、物理、宇宙学、心理学。在转去英文系之前，他在地质系待了两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的科学知识越多，他就越发现物理像玄学，数学像虚数。越往科学里钻，就越觉得世界深不见底。他的感受是：“哦，原来科学也同样有其秩序和精神层面。”现在，他至少弄明白了一件事：科学和宗教只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它们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
有音乐底子，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者
读英文系的时候，丹·布朗的时间只够用来读指定书目，主要是古典文学。他最喜欢的是莎士比亚、约翰·斯坦贝克，以及博尔赫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现在，他基本只看非虚构类书籍——既为研究，也为乐趣。小说类中，他比较喜欢看惊悚小说，而且它们必须在开篇就能牢牢吸引他。他曾经以为自己会喜欢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但努力尝试后，结果还是不喜欢。
在学生时代，他写了一些短小的故事，但要说写一部完整的小说，他想都没想过。毕业后，丹·布朗成为一个音乐人，因为他那时候觉得，比起写作，音乐更便于社交，也更好玩。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更享受独处的时光，更愿意成为一名作家。
“从音乐人到小说家的转变，这么说吧，挺搞笑。那会儿刚刚感觉到可能音乐和洛杉矶都不太适合自个儿——我住在好莱坞林荫大道，邻居都是搞重金属音乐的。我就像一条离了水的鱼——作为一个在学校里长大的人，我连一条蓝色牛仔裤都没有。于是我给《艾克赛特校友》杂志写了个故事，主角是一个住在音乐产业中心地带的极客书呆子，故事的名字叫《日落大道的常识与优点》。”
他写这个故事纯粹是为了好玩。故事发表后，丹·布朗接到了来自纽约的一通电话。有一个家伙在电话里说：“我很喜欢你的观点，也喜欢你的写作风格。你来纽约的时候记得打电话给我，我请你吃午饭。”
下一回去纽约的时候，丹·布朗给那人打了电话，那人果真请他吃饭。丹·布朗给那人讲故事，他就跟丹·布朗说：“你应该写小说。”丹·布朗回答说没法想象自己能写小说，那家伙从桌子那头看着他说：“听着，我在这个行业里做了很久，你是个会讲故事的人，我能分辨得出。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你找到了你想写的东西，然后你会写出一本小说来。”丹·布朗那时还将信将疑，他回答：“好，好的。见到你很高兴——疯狂的老家伙。”然后就回了家。
在丹·布朗看来，音乐就像液态的数学——一种流动的结构。它那艺术性的美感，来自艺术家如何运用那些最基本的规律。他觉得其实作曲和写作非常相似，其核心都由情绪的积累和最终的释放构成。另外，音乐和文学都非常看重节奏、调性和结构。他说：“我确信，有音乐底子，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者。后来，我出了一张名为《天使与魔鬼》的CD，又写了一本名为《天使与魔鬼》的小说——我所有的‘天使与魔鬼’项目，都源自我想在自己的生命中平衡科学和宗教的欲望。我总是纠结于理解科学与宗教之间看似存在的矛盾与对立。”
我对权力着迷，特别是隐藏在暗处的权力
写第一本小说的契机，是因为丹·布朗读到了西德尼·谢尔顿的《末日追杀》。这本不厚的书给了他从未有过的阅读体验。在大学时他是上过创意写作课程的，“但他们总想让你写点儿你知道的东西，而且我从来没有将情节展开，再加点角色”。
那时，丹·布朗已经成为艾克赛特学院的老师。他的一名学生惹了个大麻烦：写了一封威胁总统的电子邮件，就被特勤局盯上了。这让丹·布朗震惊：他们是怎么看到这封电邮的？难道这不属于个人隐私吗？于是，丹·布朗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做了点研究，对此着了迷，同时告诉自己：我会就此写一本小说。
得知他要写小说，他妻子的反应是：“开写吧，这主意不赖。祝你玩得开心。”从此丹·布朗有了两份工作：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到8点；骑12英里的自行车，去一所学校的初中教西班牙语；再骑12英里回家，冲澡，跑步，去艾克赛特学院完成下午的课程；接着在第二天凌晨4点醒来。一年之后，他写出了处女作《数字城堡》。
他是在写《失落的秘符》时意识到《达·芬奇密码》将会大卖的。他说自己跟任何一个踏入成功之门的作家一样，变得相当自我警惕。“你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单纯地写下故事情节，而是先去想：‘等一下，会有几百万人看到这个故事。’就像一个对下一个击球思考过多的网球运动员似的，你感觉自己的腿瘸了。”
不过这股疯狂劲儿很快就过去了。他认识到，红不红跟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没关系。“我只是个写故事的人，仅此而已。对，是多了点儿钱，以及戏剧化的生活转变。大部分变化都很美妙，但绝非全部。”
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有连贯性。每次写新故事，他都会回到那个属于符号、密会和历史的世界。“我对权力着迷，特别是隐藏在暗处的权力。国安局，国家侦察局，天主事工会。那种凡事背后必有因的感觉，让我想起宗教。宗教会让你觉得，这世上没有偶然，如果我生命中出现了悲剧，那么一定是上帝在考验我，或者在给我发信号。而这也是阴谋论者的想法。他们说：‘经济形势变坏？哦，那绝不是偶然发生的。那是布拉格的一帮富人在密谋……’”
他解释自己为何在《达·芬奇密码》中写到神圣女性主义：一方面是他那位很强壮的母亲，她很乐意看到自己所背负的“原罪”的定义能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他当时正在热恋，对所谓异教、母系大地的概念分外着迷。还有一个理由，是基于他多年目睹的那些来自男人的破坏欲：“看看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如果我们能把用来杀戮的智慧和金钱的一半，用在解决问题上，那该是件多么好的事啊。”他基本上把这归咎于睾丸素。如果上帝是个女性呢？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接受我们女性化的那一面——我们会不会变得更有创造力、更有接受力，也更加有爱？
当这个世界有坏事发生时，我们总会自我安慰地认为，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个原因
丹·布朗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阴谋论者，而更像个怀疑论者。“我并不相信UFO，也不相信世界会在2012年毁灭。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看我的书，是因为我的写作是从怀疑论的角度出发的。”罗伯特·兰登教授正是不相信任何现有观点的人。他表示，如果自己的工作到位，那么读者跟随故事而产生的想法就会是：“我的神啊！可能是这样，可能真是这样。”
《达·芬奇密码》被改编成电影，兰登教授的忠实粉丝觉得改编得太烂。丹·布朗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亲自参加改编工作。“写作是需要单独完成的事，拍电影则要掌控成千上万的场面和人员。每一个决定都是妥协。写小说时，如果不太喜欢笔下人物的相貌和对话，那你用笔杆子修改就好；但在电影里，如果有什么部分你不太喜欢，改起来就麻烦了。”
他相信人类总在渴望一个有秩序的宇宙，人们会对“生命无常”“生无意义”这样的观点感到害怕。当这个世界有坏事发生时，我们总会自我安慰地认为，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个原因——可能是上帝的意志，可能是某个黑暗的阴谋，或者只是来自外星的某种影响。“我对于阴谋论、古老符号、秘密代码非常着迷。我将它们视为对人性最为直接的反映：人们总是需要相信在日常生活的背后，存在一些神秘力量，它们在不停地制造谎言。”
至于兰登教授和自己有没有共同点，他的回答是：“兰登教授和我同样对历史、符号和密码着迷，但我们的共同之处仅此而已。兰登教授拥有更加冒险而刺激的生活，从许多方面来说，他都是我想成为的英雄。”
对他来说，即便成为全球著名的畅销书作家，生活还和从前一样。他依然在凌晨4点醒来，坐在新打开的空白文档的电脑前。他说自己所塑造的角色并不关心这些书卖出去多少册，他们与以前一样，更需要关心和动力。“虽然写作并未变化，但我的生活却不可避免地变化了。当然，它们之中的大部分是美妙的。我享受着那些能接触到私人研究和专家材料的新渠道，那些令人兴奋的旅行和探索，以及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慈善活动。说到底呢，我失去的也不过是自己的隐私而已——你失掉了自己甚至是家人的隐私权，这又怎么会是件小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