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天才，总是不免要面对内部与外部的危机。天赋的异秉，丰富的情感，敏锐的感触，深入的思考，代价是感知比常人更多的困惑与痛苦，因此他们每每敌视这个世界——至少难与世界妥协，也因此遭到世界的敌视。苏轼在《贾谊论》里说：“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可谓一语断尽。李贺、叶芝之夭亡，凡·高、海明威之自绝，大抵皆出于此吧。
苏轼自己，就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他完全知道天才的危机，在这篇文字里，他检讨了“天才”的缺点，认为他们的抑郁不得志很大程度上乃是咎由自取，一如贾谊。贾谊二十出头就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文帝还想把他升擢为公卿，遭到群臣强烈反对，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最后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遭到忌恨，无非是年纪太轻，才华太高，升迁太骤，打破了庙堂原有的平衡，又试图着手进行“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这些有动摇国本嫌疑的改革。他少年得志，不懂得隐忍待时的道理，一遭挫折，又不免过于自怜。就像苏轼批评的：不善处穷。所以再也没能恢复文帝对他的信任，转任梁怀王太傅后，因为梁怀王坠马而死，他悔恨没有尽到责任，哭泣岁余而终。苏轼在《论》中说他：“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真是说透了天才们的毛病。
他提出与此相应的人生对策，自然是“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爱其身”，“谨其所发”，事实上，苏轼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诗僧参寥曾经在给苏轼的挽诗中说：“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在苏轼身上，刚烈与温和的性情被完美地熔铸在一起。他持入世之节，怀出世之想，学释学道，热衷养生，一生无论如何颠沛流离，都恬淡处之，就是尝试去解决个人与世界的矛盾，达成自由与圆融。
他最终活到64岁，也算是一种成功吧，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他完全解决了矛盾。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与世界完全妥协，那也就不是他了。所以他始终还是政治派系恶斗里的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不断受到攻击与诬陷。他自知“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按照他侍妾朝云的说法，叫做“一肚皮不合时宜”。
临终前不久所作《自题金山画像》上，他写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正是他动荡一生的写照。
不过《贾谊论》的重点不仅在于探讨天才自身的缺点，更多的是代天才发出对世人的哀告，只是这一层意思，他说得更委婉罢了。他花了很多笔墨来批评贾谊的缺点，一句“深悲生之志”，才是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他说：不是才能难得，而是自己把才能施展出来实在困难。希望君主如果得到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该知道他们有狷介的操守，“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博弈论创立者纳什，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颁奖委员会最终力排众议，把奖项颁给了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主席林德贝克认为：持反对意见的人提出来的理由，比如纳什是一个数学家，在四十年前就对博弈论失去了兴趣，患有精神疾病，都是与主题无关的东西。……“总之，拒绝向一个从学术角度上看最应该得奖的人颁奖，是毫无理由的。”如今通过电影《美丽心灵》，世人才熟知了这一段传奇。
这种传奇，在如今中国的环境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发生？当一个人的才能完全被量化、细化、物质化的时候，那些有缺陷的天才如何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总之，天才必有缺陷，生存能力可能比一般人还不如；天才要磨炼自己，社会要宽容天才。其实，“天才”并不容易定义，合时宜者不是天才，天才者不合时宜，最要命的却是没有天才的才情，却有天才的毛病，以闹闹不合时宜来表示自己是个天才。相比之下，真不如老老实实当个普通人的好。但是，社会多一些宽容度，容忍一些异端的存在，却是产生天才的土壤。这一点，准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