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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最后的“小开”

50年代初,上海淮海路、陕西路路口有一家永丰寄售行,牌子虽挂寄售行,店里几乎全是音乐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国唱片。那时,“左”风未兴,青年们西装革履地聚在一起,听听唱片、喝喝咖啡、跳跳舞,还是件很时髦和上“品”的事情。“发烧友”们常常把这新开的小店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这毕竟是上海滩唯一的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商店。

店主邵祖丞,正是邵洵美的儿子,那时20来岁。

唱片生意好得出奇,当时一般服装店只能赚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一张新出的外国唱片,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香港片商知道他的能量,不断把新灌制的片子送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国人办在中国的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摊出来尽他挑选。依邵祖丞那时的眼光,还嫌百代的片子不够新潮呢,宁可直接进口原版国外唱片。只是碍于情面(百代公司的买办是邵家的亲戚)选了一小部分。

可惜好景不长,“三反五反”之后,有钱人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往海外,西装革履的“小开”们也失去了往日的雅兴,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趋清淡。公私合营时,邵祖丞只好怏怏地到时代中学去教书了。

时代中学的前身是圣芳济教会中学,他的祖父邵恒当年是该校的校董,邵家许多子女也都在该校念过书,学校与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谊了。按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起来理应是心情舒畅的,然而“肃反”的时候,因为他曾参加过一个自己也弄不清、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的组织(据说那是个特务组织),稀里糊涂地就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这么一来,讲台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学校总务处分管学生的课外劳动,同时在学校办的校办工厂里干活儿。这样的日子对于“小开”来说,已经很够“味儿”了,但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头。

邵洵美被捕入狱,受父亲案子的株连,邵祖丞也跟着沾“光”,从校办工厂劳动“升级”为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思想。他和十几个有“问题”的人员来到松江县新桥村。住进农民家,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到大粪池边去挑粪浇菜园……

这期间,他的母亲离家去了南京大妹家,在外界压力下,他的妻子——一个端庄、秀气的中学俄语教师——也和他离了婚。

邵洵美的问题在三年后总算审查清楚了,宣布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无罪开释,他的儿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松江农村劳动了三年零两个月后,邵祖丞终于得以返回中学教书。但平静的日子只过了四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像邵氏父子这种人注定是跑不掉的,父是反动学术权威,子是“牛鬼蛇神”,所谓一丘之貉说的大概就是他们这样的人家。邵祖丞在学校里被斗得要死,这是因为,一,他是资产阶级、封建官僚的孝子贤孙;二,这人教英语课时居然全部用英语讲课,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什么?父子两人被赶得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屋里只有一张床,邵祖丞只好睡在地上。工资是早就停发了,只好靠着一点生活费苟延着时日,还得提心吊胆去应付那些无休止的批斗检查和抄家。

晚年的邵祖丞,退休后住在10平米左右的亭子间里,这个当年的新潮音乐追逐者已经远离了音乐这一人世间的奢侈物。他每天自己买菜、煮饭、洗衣,每周还要安排三天,为中学生补习英语,借以补贴家用,因为退休工资毕竟太有限了。没有学生来的时候,他多半是一个人呆在他的亭子间里,看电视,抽烟,静静地想些什么。

Celine的职业是记者,她总是习惯于打量别人的生活。作为一个有着怀旧情结的年轻人,她对大家族后代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她踏着阴暗而逼仄、吱吱作响的小楼梯找到闹市一隅那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再叩开那扇亭子间的小门,“豁然洞开中的邵先生,简直是位历史老人了”。这个在流行歌曲中长大的年轻人,惊异于老人能以如此超然和淡泊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家族的变迁。在采访中,不时有学生进来找老先生补习英语。

或许是故事结局的过于凄惨让Celine神情落寞了,告别时,过意不去的老先生这样安慰她:“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只要心不死,他就没有失败。况且,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嘛,邵家和盛家的风水,大概已转到别人家去了。人家说富不过三代,邵、盛两家到了我们这一代的上半辈子,已富了四代了,严格来说已富了五代人了。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概该吃点苦头了吧。所谓便宜不可以占尽……”